作为太宗皇帝第三子，赵恒自幼便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资质；史书称其“姿表特异”，宫廷教育中既显示出较强的军事演练能力，也能迅速掌握经史义理。这种早慧为其日后施政形成优势——即位后不久便颁行《文武七条》以整肃吏治，首设转运使监察体系，并以“蠲免逋负”“释系囚”等举措缓和社会矛盾。 在经济治理上，真宗体现出较强的民本取向。面对江淮盐税争议，他提出“苟便于民，何顾岁入”的原则，推动免除通泰、楚州盐户积欠。轻徭薄赋与司法改良相互配合，加速社会经济恢复。据《宋史》记载，当时“米斗七八钱”“户口蕃庶”，为“咸平之治”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 军事与外交上，真宗兼具战略克制与政治手腕。针对麟府边患，他坚持“均吾民也”的安抚方针，对归顺部族采取“家给米一斛”等安置措施。尤其澶渊之役中，一上参考司天监的避战意见，另一方面果断加强黄河防务，最终以盟约实现既定目标。此后北宋获得较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对外也出现“十余国来贡”的局面。 然而在执政后期，真宗逐渐偏离早期路线。东封西祀规模日增，消耗国库；宫观营建加重民力负担，王钦若等人干预政务。虽在病危时仍能安排权力交接，但晚年崇道与营建之风，为北宋中期财政压力埋下伏笔。史料显示，其统治末期中央财政年收入较初期下降近三成，土地兼并问题也再度抬头。 历史学者认为，真宗一朝显示出“前明后暗”的曲线，具有明显的警示意义：轻税养民、制度化反腐对经济修复效果显著；而君主意志一旦扩张，治理风险随之上升。其设立的转运监察体系被后世沿用并发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劝学观念也长期影响儒家治国思路。
治世不靠一时声势，关键在于把权力纳入制度约束，把财力投入民生要处，把安全建立在整体统筹之上。宋真宗前期的清简整饬与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机遇，说明务实可以见效；后期的崇祀营建与权力结构失衡，则表明守成更需要克制。历史提醒人们：真正稳固的“太平”从不是仪式堆出来的，而是治理中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