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位县令葛士达给太行山留下了治水的诗篇。他在清末的时候来到榆社县，面对那里的大旱，他决定赌上自己的余生。当时诗人屠寄写了一首《饥民谣》，描述晋陕地区的饥荒惨状，葛士达读到后，觉得榆社县虽然没有别的地方那么严重，但户口减少了一半。他决定把治水当作自己的使命，把余生贡献给太行山。他还写了几首“壮怀诗”，提到箕子的故事，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封在今天的榆社讲堂镇。商灭亡后，箕子逃到朝鲜，后来回国看到故土上长满了禾黍，非常悲伤。葛士达把自己比作箕子，希望能够守住这片土地和百姓。葛士达上任后，发现榆社最大的问题就是浊漳河泛滥。他沿着河流跋涉了三百多里，发现治理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先疏通魏城以南的河道；再把社城以南的河水分成两股；最后在河旁开渠挖塘来蓄水抗旱。他写下了《治漳说》，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治水经验。解放后榆社在浊漳河上建了双峰水库，还开发了滩涂数十万亩。狼患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光绪五年的时候狼食人案件频发，官府给捕狼者发钱悬赏。葛士达担心狼患不解决百姓就无法安定。他写祭文、祷告城隍、招募壮丁，用强弓毒箭来消灭狼群。虽然没有激烈到像鳄鱼那样凶狠，但也表现出了一位文人县令的担当和决心。卸任的时候，葛士达给榆社留下了三件工程：《治漳说》、《浚治城外漳河记》和一篇免除光绪五年民欠税款的奏章。此外还有一部重修的《榆社县志》，每篇后面都有考据和考证的内容。晚年回到上海后，葛士达出版了《远志斋诗文稿》六卷。山西与上海因为这段县令生涯被联系在了一起。他被称为“大苏”和“欧曾”的风格代表者之一。今天翻开《治漳说》还能看到浊漳河的浪花；诵读他的怀古诗还能听见箕子禾黍离歌。一个上海文人把理想写进了太行山沟壑里，把抱负刻进了榆社县志里。百年过去了土地上已经变成了万顷滩涂和千亩绿荫，而他留在诗稿和方志里的叮咛仍然提醒着后人：为官一任不是路过而是把心留在百姓的田埂与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