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放缓背景下的“基轴”不稳与分化加深 余翔在采访中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多重压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维持高位，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与航运成本，产业政策与技术规则的博弈增多，全球增长呈现“低增速、强分化、易受扰动”的阶段性特征；尽管如此，中国、美国和欧洲作为全球需求、资本与规则的重要支点——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增长——对世界经济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三方互动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增长是迈向“温和修复”还是陷入“系统性波动”。 原因——美国“韧性”更多是“不失速”，而非全面走强 谈及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经济表现，余翔认为，应从统计口径、增长结构、就业与通胀以及金融条件等多维度综合判断，避免被单一指标带偏。 一是数据解读存在口径差异。美国季度GDP常以“季调后折年率”发布，传播中容易与常见的“单季环比”混用，从而放大对景气的直观感受。按官方数据节奏看，2025年一季度折年率小幅回落，二、三季度回升，说明增长未出现断崖式下滑，但也不足以据此认定“全面转强”。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长2.2%，低于2024年的2.8%，反映增速整体趋缓。 二是增长动力不均衡。余翔指出，美国消费仍是关键支撑，围绕数字化及有关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经济形成阶段性带动，但企业投资、库存与外贸等分项贡献更易波动，财政因素也存在不确定性。在高利率约束下，房地产、信用扩张以及部分中小企业融资仍承压，美国经济更像是在“高摩擦环境”中依靠少数强引擎维持前行。 三是就业仍有韧性但明显降温。余翔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失序，但“全面火热”的基础正在减弱。以私营部门就业数据为例，相关机构在2026年1月公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12月新增就业规模有限，用工动能修复偏温和。职位空缺与招聘指标也显示紧张度回落：2025年11月职位空缺约710万、雇佣约510万、雇佣率约3.2%，均较前期走弱。总体来看，就业更多体现为“放缓中的稳定”，而非新一轮加速。 四是通胀粘性压缩政策转向空间。余翔指出，2025年12月美国CPI同比约2.7%、核心CPI同比约2.6%，仍高于2%的政策目标。通胀尚未完全回到目标区间，意味着即便市场形成降息预期，货币政策也难以迅速转向明显宽松，金融环境短期内难回到“低折现率、低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增长更依赖结构性优势与资产端效应，而非广泛、无约束的扩张。 影响——三方关系走向决定外溢强度，断裂风险可能放大为系统波动 余翔强调，中美欧经济关系的变化具有明显外溢效应。一旦任一环节出现结构性断裂，冲击可能通过三条通道快速传导：一是金融端风险溢价上升与定价重估，影响资本流动与融资成本；二是技术标准与产业体系分化，推高重复建设与合规成本；三是贸易与供应链再配置，带来效率损失并抬升通胀压力。若地缘冲突推升的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上述外溢效应还可能与输入性通胀叠加，深入放大全球波动。 同时，余翔认为，即便出现阶段性疏离，全球化更可能走向“分层与平行市场”，而非彻底切割。中美欧在市场容量、产业配套与金融联系上的相互嵌套仍然很深，完全断链既不现实也代价高昂。务实合作仍是稳定全球预期的重要抓手。 对策——以可管理竞争替代失控对抗，以制度化沟通降低误判成本 围绕如何降低外溢风险、稳定全球增长，余翔提出，应把竞争纳入可预期、可对话、可约束的制度轨道：一是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减少货币与财政政策被误读引发的市场波动；二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基本规则，避免以安全名义泛化经贸限制，稳定企业中长期预期；三是在技术与产业政策领域提升透明度，推动最低限度的规则兼容，降低标准分裂带来的交易成本；四是强化金融风险处置与监管协作，防止风险在跨境市场被放大传导；五是兼顾供应链韧性与开放性，在关键环节建立多元备份，同时避免以“去依赖”之名制造新的脆弱点。 前景——温和增长仍可期，但需警惕“低增速下的高波动” 余翔判断，若中美欧能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同时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将摩擦控制在可管理范围内，全球经济仍有望维持温和增长并逐步修复；反之，若在金融、技术或贸易任一领域出现结构性断裂，再叠加高利率与地缘冲击，世界经济将面临“低增速、高波动”的更严峻局面。未来一段时期，市场更需要确定性与可预期性，政策层面也需要在安全关切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更清晰的平衡。
世界经济的稳定，不只取决于单一经济体的增速，更取决于关键经济体之间能否形成“竞争可管控、合作不断档、预期可锚定”的关系框架。中美欧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点，既可能放大风险，也可能成为稳定的支撑力量。把分歧纳入规则框架，把合作落实到具体议题，把不确定性压缩到可预期区间，才能为全球复苏争取更充足的时间窗口与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