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月12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实际影响提供了量化依据。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成本的约90%。该结论与此前“关税由外国承担”的说法形成对照，也促使外界重新审视贸易政策价格体系中的传导路径。报告基于数据追踪发现，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在过去一年显著上升，从2.6%升至13%，增幅接近五倍。不同阶段的承担比例有所变化：1月至8月，美国承担关税冲击的94%；9月至10月降至92%；11月继续降至86%。尽管后期有所回落，但整体来看，美国经济主体仍承担了大部分关税负担。关税成本之所以主要由美国上消化，关键于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机制。研究指出，特朗普首个任期的经验表明，外国出口商并未因关税上调而明显下调商品价格；相反，关税成本几乎以“接近100%转入美国进口价格”的方式传导。也就是说，当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时，海外供应商大多维持原有定价，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本周发布的独立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其分析认为，更高的关税水平会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按CBO估算，外国出口商承担约5%的成本，美国企业在短期内吸收约30%，其余约70%通过涨价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这一分布显示，关税负担最终主要落在普通消费者身上。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转嫁与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密切涉及的。在高度一体化的贸易体系中，商品价格由供求与竞争格局决定。一国单上提高关税时，外国供应商通常只能在利润下降与提价之间权衡。多数情况下，为维持既有市场策略，供应商倾向于保持出厂价格，将成本压力向下游传递。美国进口商处于中间环节，在供应链稳定与市场竞争双重约束下，往往只能通过提高终端价格消化新增成本。这种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的偏差，正在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多重影响：消费者面临商品涨价、购买力受挤压；企业尤其是依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通胀压力加大，也可能对货币政策取向与经济增长路径产生更复杂的影响。
关税的经济效应最终会体现在企业成本与居民支出之中。纽约联储与CBO的分析共同指向一个更为现实的判断：在分工细密、供应链交织的全球贸易体系下，关税往往难以“让他国埋单”，其成本更可能以价格上涨的方式回流国内。如何在维护合理利益诉求的同时，降低政策成本、提升经济韧性与民生承受力，将考验决策的精细度与长期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