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全军授衔名单进入审定的关键阶段。毛泽东同志审阅方案时明确指出：“阎红彦同志的名字必须列入上将名单。”当时阎红彦离开军队已三年多，作为地方高级干部原本不在授衔范围内。这个决定，源于对革命历史脉络和功勋评价尺度的整体考量。作为1925年入党的陕北革命先驱，阎红彦的军事生涯贯穿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1年，他与战友创建晋西游击队，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重要武装基础。1934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国内通讯系统突遭破坏，他受命携带密电码回国。面对语言不通等困难，他以极强的意志完成密码记忆，历时半年穿越封锁线将情报送达瓦窑堡，保障了长征时期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抗日战争前夕，阎红彦在东征渡河问题上提出并组织落实有效方案。面对阎锡山部队对渡船的封锁，他率黄河游击师发动群众自制船只，一个多月内完成百余艘渡船建造，为红军主力东进抗日打开通道。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淮海战役、大别山战略反攻等重大战役，在后勤保障上发挥重要作用。1947年深秋，为缓解刘邓大军棉衣紧缺，他多方筹措布匹并组织官兵自制棉服，保障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战斗力。授衔工作启动后，部分同志认为阎红彦已转任四川省委书记，不宜纳入评定。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全局出发强调：“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若因工作调动忽视其将领功勋，将造成历史评价的缺失。”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记载，在毛泽东同志亲自过问下，中央军委最终决定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使其成为唯一未参加1952年评级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党史专家指出，这一决策意义深远：既维护了授衔工作的历史公正，也强调了功勋评价不因岗位变动而改变的原则。通过阎红彦这一案例，党中央向全体革命者传递出清晰信号：历史贡献不会因时间推移而被淡化。
一次授衔名单上的“补入”，表面是对一位干部荣誉的确认，实质是对革命历史贡献评价的再校准。制度的权威不仅在规则本身，也在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历史的价值不在渲染传奇，而在准确记录关键贡献。把功勋写入制度、把担当纳入评价，才能让后来者明白：岗位会更替，责任不会缺席；时间会流逝，但对信仰与事业的付出终会被历史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