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的遗嘱为各自的人生留下了颇具意味的注脚。1936年鲁迅留下七条遗言——以“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为要点，既延续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也表达了对形式化纪念的警惕。研究者认为，这种希望“死后速朽”的态度，与其杂文中“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相通，本质上是反对把死亡变成可供展示的仪式。二十余年后，周作人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写下的遗嘱更显淡然。“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的表述，既是阅尽世事后的豁达，也可视为其“平淡自然”文艺观的一种终点式实践。需要指出，他唯独牵挂《希腊神话》的译稿，折射出这位“苦雨斋主人”在文化传承与个人志业上的执着。三弟周建人的遗嘱则更具时代印记。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提出“丧事花国家钱就是犯罪”，将身后事的选择与革命伦理直接相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指出，其遗体捐献医学、骨灰撒海等安排，既契合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与两位兄长反对形式化哀荣的主张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比较研究显示，三份遗嘱具有若干共同点：一是都反对传统丧葬中的繁琐与铺张，这种现代死亡观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中具有先锋意味；二是对身后事的安排都指向各自的核心价值追求，鲁迅的启蒙立场、周作人的文化理想、周建人的革命信念在此得到集中呈现；三是都说明了对生命有限与精神延续之间关系的思考。当前社会正处在殡葬改革持续推进的阶段，周氏兄弟的实践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历史参照。民政部对应的人士表示，其中所体现的“厚养薄葬”理念，与正在倡导的生态安葬、人文追思等方式在精神上相契合，其现实意义在于减少“丧葬攀比”，引导公众回到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一个社会如何告别逝者，往往折射出它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对公共伦理的坚守；鲁迅的清醒与独立、周作人的淡泊与克制、周建人的节俭与奉献，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纪念未必喧闹，情感也不必以耗费来证明；人生价值最终仍要落在对现实的担当和对社会的贡献上。以更文明、更节制、更理性的方式处理身后事，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在为生者留下更可持续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