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投资领先与依赖加深并存的“能源悖论”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举行的“亚洲新能源合作”分论坛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副执行秘书杨琳表示，亚洲正在经历一项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清洁能源投入持续加码，但化石燃料依赖度仍在走高。她援引数据指出，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地区，仅2025年就贡献了全球太阳能投资的约65%、风能投资的约64%。然而，化石燃料在亚洲一次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却从2000年的78%上升至当前的83%，显示可再生能源虽在扩容，但化石能源消耗增长更快，替代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原因——需求增长、发展阶段差异与系统能力短板叠加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刘泽洪指出，亚洲人口约占全球60%、经济总量约占50%、碳排放超过50%，且仍处于增长通道，能源需求的刚性扩张使转型压力更为集中。当前亚洲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占比约15%，煤、石油、天然气分别占较高比重，资源不可持续与供应不确定风险交织，构成转型的现实约束。 同时，区域内国家发展阶段与禀赋差异明显。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认为，中国清洁能源的规模化部署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有关成本下降，但亚太不少国家特别是小型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多重障碍：财政空间有限、技术和人才储备不足、项目碎片化导致融资与建设成本偏高，电力系统承载能力不足，致使“建得起电源、送不出电、用不好电”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影响——地缘风险抬升，能源多元化与合作需求更迫切 论坛讨论正值外部地缘紧张延宕之际。牛津大学学者、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在发言中指出，从历史看，能源安全长期与地缘政治深度绑定，围绕化石燃料资源的控制与争夺曾在多次重大国际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能源供应链更易受到冲击，各经济体对安全、价格与稳定性的关注明显增强。 阿里沙赫巴纳表示，地缘局势的动荡将更凸显能源结构多元化的重要性，从短期稳供到长期投资，都可能推动更强的行动动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气化、跨境电力输送与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危机在增加风险的同时，也倒逼各国加快能源系统升级，把不确定性转化为推进转型与合作的窗口期。 对策——以电网为骨架，推动互联互通与规则协同 多方将“电网”视为破解悖论的关键抓手。刘泽洪认为，亚洲国家在加快本国电网建设的同时，应通过双边及区域互联，形成更具规模效应与调节能力的智能电网体系，这是扩大新能源消纳、降低系统成本、提升安全韧性的有效路径。电网互联能够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互补：通过南北季节差、东西时差、跨流域水文差异、资源禀赋差与电价差的统筹优化，提升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并缓解极端天气下的供需波动。 在实践层面，与会嘉宾以不同区域经验作了说明。刘泽洪介绍，中国依托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等技术，推动形成全国互联的大电网，为大规模新能源开发提供支撑，并通过跨区域配置提高系统效率。欧洲则通过北欧水电、北海风电与南欧太阳能之间的互济，增强可调节资源在跨区范围内的支撑作用。相关案例表明，当电源侧加速扩张与电网侧能力同步提升、市场与调度规则逐步完善时，新能源“规模化、低成本、可持续”的优势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围绕互联互通的技术与治理要求，刘泽洪提出，推动区域电网合作需在多个层面同步发力：一是大规模清洁能源协同开发与并网消纳能力；二是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体系；三是区域互联电网中调节资源的优化利用；四是跨境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所需的共同规则与约束；五是面向复杂系统的仿真、预测与安全稳定分析能力建设。与会人士强调，除技术外，还需在标准互认、交易机制、风险分担与投融资模式创新等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安排，降低跨境项目不确定性，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度。 前景——以合作塑造新能源经济新动能 施泰纳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部分领域出现“脱钩断链”倾向的背景下，相互依存既带来约束，也孕育机遇。如果亚太地区能够把区域合作转化为新能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将提升本地区能源安全与竞争力，也可能对全球能源转型和经济复苏产生外溢效应。 与会观点显示，亚洲破解“高投资低替代”悖论，需要从“装机增长”迈向“系统转型”：一上持续推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以电网互联、储能与灵活调节能力建设为支撑，形成跨区域的安全韧性体系，并通过政策与市场机制联动，让清洁电力在更大范围内流动起来、利用起来、替代起来。多位嘉宾表示，未来一段时期，电气化与区域互联或将成为亚洲能源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面对能源安全与气候治理的双重挑战，亚洲正处于关键转折点。博鳌论坛的讨论表明，破解当前困境既需要技术创新，更离不开区域合作。正如中国特高压电网的成功实践所示，只有突破地理与认知界限，才能将能源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