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过去一段时期，皖北一些农村地区婚嫁领域高额彩礼、排场攀比、低俗婚闹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抬高家庭支出、加重人情负担，也容易诱发彩礼纠纷、邻里矛盾，影响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效能。对不少家庭而言，一场婚礼往往成为“面子账”“攀比账”，甚至演变为超出承受能力的“负债账”，与倡导节俭文明的新风尚背道而驰。 原因——这些不良风气的形成，既有传统习俗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惯性影响，也与农村社会熟人结构、评价体系偏“排场化”有关。婚礼被视作家庭社会地位与人脉关系的展示场，“办小了怕被看轻”的心理驱动，使一些人选择“宁可多花也要体面”。同时，乡村治理中对婚俗事项的前端引导不足、典型示范不够、成本约束不强，导致“人人都觉得不合理，却难以先改”的集体行动困境。基层工作实践表明，移风易俗如果只靠简单禁止或临时劝阻，往往难以持续，关键在于找到群众认可的治理支点，把制度约束与情理引导统一起来。 影响——若任由高额彩礼与大操大办蔓延，一上将挤压农村家庭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支出空间，造成隐性贫困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在婚恋领域形成不良预期，抬高青年成家门槛，影响婚育观念与家庭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一旦固化，容易将“讲文明、树新风”的公共目标稀释为“比排场、看财力”的社会风向，削弱乡村社会互助互信，增加基层矛盾调处压力。 对策——围绕破解上述难题，淮北市把传统礼俗中具有组织协调功能的“主事人”转化为移风易俗的“关键少数”，探索形成以“村里有大总、红事有人管、规矩有人讲、纠纷有人解”为特征的治理路径。 一是抓队伍，让“能管事的人”立得住。淮北按照思想端正、群众威望高、组织能力强、服务热情足等标准，通过个人自荐、群众商议、组织遴选等方式，从离任村干部、老党员等群体中择优选聘，组建覆盖各村的“大总”队伍，推动“每村都有明白人、每事都有带头人”。在能力建设上，通过交流展示、现场观摩、案例复盘等形式提升政策宣讲、礼事统筹、矛盾调解等综合本领，使其既能讲道理，也会办实事。 二是抓前端，把“事后处置”转为“事前预防”。当地建立婚事报备与承诺机制，“大总”与村干部提前介入，上门开展“讲政策规章、讲典型案例、讲文明新风”的劝导工作，引导当事家庭摒弃高额彩礼、抵制铺张浪费、拒绝低俗婚闹。通过把工作做在前面，减少“临近办席才难以改”的被动局面，降低社会成本。有关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当地对超标准婚宴进行劝退千余场次，有效缓解了人情负担与攀比压力。 三是抓化解，以“乡土情理”促“纠纷止于未发”。针对彩礼纠纷、婚俗争执等易发问题，淮北探索“大总+矛盾化解”模式，设立工作室，依托熟人社会的沟通优势，将情、理、法贯通运用，提高调解效率，力求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把风险化解在基层、消解在萌芽。 四是抓文化，让新风尚“听得懂、愿意听”。淮北注重把移风易俗从“说教式”转为“浸润式”，结合地方曲艺与群众文化资源，将治理议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艺作品和巡演宣讲，通过基层演出、短视频传播等方式，让群众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接受文明理念，增强规则的可亲近性与可传播性。 五是抓实惠，用“看得见的降本”提升“改得动的动力”。在一些地方，之所以难以简办，一个现实原因是“简办不省钱、甚至更费钱”。针对此痛点，淮北推动协会链接市场资源，牵头搭建文明婚庆服务联动机制，联合婚庆、餐饮、烟酒等商户签订惠民协议，通过集中议价降低部分婚庆用品和宴席酒水成本。同时，完善“新风堂”等公共空间供给，免费提供桌椅厨具等基础设施，推行“点餐制”精简宴席结构，将单桌费用控制在更为合理区间，从源头压缩浪费空间。并倡导简约婚礼、集体颁证、公园婚礼等新式婚俗，强调“仪式从简、情意更浓”，引导形成更健康的价值取向。 六是抓评价，让“干得好的人”有荣誉、“不作为的人”有约束。当地探索群众评议与组织管理相结合的机制，定期公开评议，将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依据，推动“管事者”对群众负责、对规矩负责，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前景——从治理逻辑看，淮北的探索把移风易俗从单一宣传引导，深入延伸到制度设计、服务供给与社会协同，既解决“怎么劝”的问题，也回应“如何省”关注，体现出基层治理由“管控式”向“共治式”、由“运动式”向“常态化”的转变。下一步，随着相关机制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中深化推进，若能持续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跨区域协同、加强对婚庆市场的规范引导，并把经验固化为村规民约和可操作清单，有望进一步巩固成果、减少反弹，使文明婚俗成为乡村社会的稳定预期与共同选择。
烈山区新人王磊选择集体婚礼后，其父表示节省的20万元可用作创业资金。这个案例生动说明，移风易俗既是文化工程，也是惠民实事。淮北的实践表明，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治理方式，能让文明新风真正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