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就说说清华园里那个守了半辈子灯的人，叫毕树棠。他这一辈子啊，都给了图书馆。年轻时候21岁就进来当管理员，73岁才把手里的扫帚和钥匙放下，这中间五十年哪，图书馆就跟他的第二个家似的，不管是青春还是暮年，都在里头了。 这人是个自学外语的“活字典”，工作再忙也忘不了看书。英语打底，法语、德语、拉丁语他都练，新中国成立了又把俄语给啃下来了。没人教就拿《韦氏大词典》翻，直到书页都掉了；没有课本就把外文期刊剪剪贴贴变成厚厚的“宝典”。这一手多语种的好本事让他在书库里直接用原文找资料给师生用。 1937年卢沟桥那边响了炮仗，毕树棠因为家里人多没走成，留下来守着北平。学校派他当保管员负责东北区的校产，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日本人来了以后，这地方成了野战医院，三十万册书都被抢走了。这时候家里还靠着他养活一家子十三口人呢，日本人想让他当官他都不答应。那时候他靠翻译文章、教中学、写散文过日子。到了1940年，他那本散文集《昼梦集》在上海偷偷出版了，赚的稿费全都贴补家用。 1945年抗战赢了以后，毕树棠又奉命回北平接收学校的东西、准备重新开馆。拆日军的隔断、找被抢走的书、修书架、点册数……最忙的时候一个人管着庶务科和期刊股。才一年多的功夫，到了1946年10月图书馆就重新开门了。《大公报》当时都夸：“哪个部门都开放了，最让人说好的就是图书馆。” 1949年以后毕树棠加入了中国作协；到了1953年因为点历史问题被调到了建筑系的资料室工作。从馆长变成资料员落差挺大的，可他还是照样守着书堆和阅览桌过了二十年。1973年退休了，1979年平反以后他又回到了老馆去摸那些被岁月磨花的书脊。 你要找资料或者翻译难的书找他准没错。陈寅恪讲课缺古书他去买；吴宓约他写书评；朱自清请他教“小说选读”；梁思成让他翻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吴良镛出国前请他润色英文报告……清华园里的人都说：“不管多难的活儿、多偏门的资料，找毕老就行。” 季羡林说毕老肚子里装着万卷书；何炳棣夸图书馆服务特别好；姜德明说三十五年前见过他的译作……他用自己的工作把那些大师们给连在了一起。 有人说他干了五十多年连个副研究馆员都没评上挺亏的。他却笑呵呵地说：“头衔就是张纸做的玩意儿，能让读者借到好书才是真格的。”业余时间他写文章、译稿子赚的稿费全用来给图书馆订外文期刊了；晚年他把平反后的第一笔退休金换成500册专业书捐回了学校。他说：“图书馆养了我大半辈子，我得还回去。” 1985年深秋毕树棠在清华园里走了。出殡那天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门口摆满了花圈。没吹哀乐，就听见轻轻放回书架的“咔哒”声——跟他当年推第一排书架的时候一模一样。有人说清华园的每一排书架都有他的指纹印在上面；而他自己说每一本书都在替他继续守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