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团月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压在我头上三十年的家庭出身问题给解决了。那一年我父亲和伯父摘帽，全家人的日子才算真正好起来。 团月这个村名听起来特别喜庆，其实背后还有段故事。当年伯父在自家门口盖了个小礼堂，每月十五日就请乡绅们来劝架、劝赌，“团结得像满月一样”的口号越喊越响，村名也就传开了。没想到解放后，因为盖礼堂这事，伯父被划为地主。父亲也成了五类分子中的一员，当民办教师、农会会计这些功劳全被盖住了。 当时给我们家定了个规矩，每年必须完成20个义务工。一到这个时候，父亲就得扛起锄头去修河堤。有一次母亲开玩笑说，“像被套上磨盘的驴”，这话现在听起来真是心酸。 这事儿不仅坑了大人，也把堂哥的读书梦给断了。堂哥小学毕业就被学校拒收，理由是“家里成分不好”。虽然他聪明能干，村里办红白喜事都得请他来做“执客”，但那几个字一直像一把钝刀扎在他心里。 我和堂哥的儿子五七同年出生，也同年上学。我俩面对的人生考卷完全不一样。别人写《不忘阶级苦》，我们写《和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别人捉迷藏时怕父母回来，我们怕村干部突然出现电筒光。 十二岁那年我们仨去搬虾，海金故意拍手想引来干部。“根子不正尽干坏事”的骂声当场砸在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们搬回十多斤虾的时候，心里的委屈谁也没说出口。 直到有一年暑假帮老师改试卷时老师拍拍我肩膀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别让标签压垮你。”那一刻我才明白：成绩单可以写零分，但成分栏却可以写“不唯成分论”。 如今我们偶尔回村坐门槛抽烟看孩子跳皮筋的时候会想起过去的日子。那座曾被划为“地主财产”的礼堂早就变成了儿童乐园。 翻开1982年的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早就没了；今天的招录公告里更找不见阶级字样了。人生是可以选择如何翻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