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艺术家们把古典美学的外衣撕开，开始把“丑”这个主题搬上画布。他们用画笔赋予了“丑”以独特的风格和面貌。这些艺术家把“丑”这种形式放到了大众眼前，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美的追求和定义。古希腊艺术家追求“理想比例”，印象派画家则迷恋光影魔术，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美感。但现在，一切都发生了转变。在这个时期，“审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毕加索给我们展示了他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之一——《格尔尼卡》，把战争的残酷撕给我们看。这幅作品现在就挂在联合国大会厅里，原作的冲击力依然强大。他只用黑白灰三种颜色描绘了一幅被炸烂的调色板般的画面，画面上男人、女人、孩子还有牛和马都是残缺不全的。尽管没有飞机和炸弹，毕加索却通过夸张的扭曲和抽象手法将残暴、恐怖和绝望直接传递给观众。毕加索用静默的伤口让人们感受到了无声的呐喊。 马蒂斯则通过强烈的互补色和简单的平面感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丑”。他的《红色的和谐》充满了红绿撞色，给人一种失控般的感觉。还有《舞蹈》，他把人体简化成几何线条，看似像是孩子们随意涂抹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简单，但却让西方绘画第一次摆脱了厚重的历史包袱。马蒂斯告诉我们：美可以轻盈，丑也可以轻盈，但灵魂必须沉重。 贾科梅蒂用他的雕塑作品《指示者》给我们展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震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后，贾科梅蒂就雕塑出了一尊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指示者：身体被拉长削瘦，关节突出得很明显。这尊雕塑既不像人也不像艺术品，只是一具被战争榨干的证据。美与丑在这个作品面前已经失效了，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在画廊里回荡。 今天，“丑”已经不再被主流艺术拒绝在外了；它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我们习惯的审美麻木。毕加索让我们直接看到战争的残忍，马蒂斯逼着我们重新思考色彩的重量，贾科梅蒂则把人还原成脆弱的骨架。于是我们终于明白：艺术不一定非要美才行；很多时候，“丑”比“美”更深刻——它把伤口撕开给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