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20世纪的中国革命教育体系搞明白，就得看看王振华、徐特立、晏阳初、竺可桢这四个人在不同领域是咋干的。那时候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教育成了救命和凝聚人心的重要家伙事。虽然这四个人的路子不太一样，但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救国育人的劲儿。 先说王振华，他的活儿是往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扫盲那边扎进去。本来叫王文麟，1927年就入了中国共产党，早些年他就把大名七师管起来了。他主张“以做为学”，带着学生出去干活儿，把校风搞得挺好。七七事变后，他办了个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把全盘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培养的学员后来大都上了前线打仗。后来他又到八路军抗战建国学院当教育长、抗战学院院长，为了对付战时没教材的麻烦，他还张罗着建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了《战时读本》之类的书。解放战争那会儿他又给华北大学当教务长，帮党把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给弄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去管平原省教育厅，后来又去中央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当司长，专门盯着工农扫盲这事干，日夜操劳着提升老百姓的文化水平。 再看徐特立，他是往苏区和延安那个红色教育体系里钻。1927年他入党了，同年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到了1930年他跑到了中央苏区，去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还代过一阵子部长。他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这种学校，算是党在管的政权里第一个管教育的机制。接着他还搞了扫盲运动。1934年他已经57岁了还跟着队伍长征。到了陕北后他又干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活儿。他在那边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搞新文字运动、办起了党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晏阳初这人的方向是乡村平民教育。他早年在法国给华工教过字。回国后1926年就跑到河北定县搞乡村建设试验。他找了几百个知识分子一块儿干，编了《平民千字课》，办了类似《华工周报》的读物去教大家识字。他想通过提高乡村人的文化水平来救国。他的做法把革命教育没照顾到的乡村这块儿给补上了。 竺可桢的专长是科学教育和管大学。他一辈子都在搞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坚持科学教育的理念。他看重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都要抓。在管大学的时候他提倡严谨务实的态度。他的“求是”精神贯穿了整个教育过程。 把这几个人的活儿放到一块儿看就能发现：王振华在干革命根据地教育和扫盲；徐特立把红色教育的底子给打牢了；晏阳初在给革命教育的基层做补充；竺可桢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教育这两块儿把路给铺好了。虽然路子不一样但大家都是为了救国育人出力。 所以啊，这四个人一起用力才把20世纪的中国革命教育体系给搭起来了，也给后来中国的革命胜利和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