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的那个冬天开始，文榕生一个人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硬是把170万字的书稿砸出来了。他给这卷书取名《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为的是填补国内的空白。就在那个周末，他在山东的教育出版社签下了出版合同，让这部沉甸甸的著作终于有了归宿。2009年，《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问世，这一套书的数据量达到了惊人的6500万条。 时间回到1996年之前，何业恒还在北京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干活。他骑辆二手自行车，周末就往省图书馆跑，去抄卡片、翻旧方志。1990年到1996年这六年里，何业恒陆续出版了四部专著，把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写得清清楚楚。没有经费、没有助手的时候，他就把手里的自行车当成了最好的工具。 再往前推半个多世纪，是文焕然扛起了这门冷门学科的大旗。上世纪40年代他就立下了志向，50年代带着成果走进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竺可桢亲自拍板让他组建了历史地理组——这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科组。几十年里他查方志、跑野外考察，把竹子北界、森林变迁都写成了系统报告。可惜“文革”打断了他的节奏，笔记被抄走了不少，但他还是偷偷在纸背画地图记坐标。 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三卷本的《续集》横空出世了。2018年这一年分三册出版了这400万字的巨著。它把马来熊北界推到了北纬34°；它纠正了棕熊、黑熊地理范围的老地图；它考证出“鼍”指扬子鳄、“罴”指棕熊……这种规模与深度专家都赞不绝口。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之所以被称为绝学并不是因为高不可攀而是门槛太高回报太慢。从文焕然到文榕生父子两代人耗时半个多世纪才搭起了学科框架。如果没有重庆、山东、云南等出版社的接力如果没有学者们自发的审稿留座位如果没有单位领导默许用会议室加班如果没有那台忠诚的老电脑当研究生这门绝学很可能早已沉寂。 这种绝学的传承其实很简单：就是需要更多“文榕生”式的宽容需要更多高校、研究所、出版社敢于冒险需要更多年轻人敢把子承父业写成青春注脚。当生态文明建设从口号变成行动的时候历史动物地理学提供的时间维度与空间坐标就会化作我们与自然和解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