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拆迁项目启动后，武汉新洲区双柳街汪铺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拆迁工作。截至去年年底，村里已经拆掉了545栋房子，只剩下尹艳菊等4户居民依然拒绝签字。这4户居民包括了尹艳菊和她的弟弟尹家。他们家中每平方米的补偿金额只有260元，算下来300平米的房子再加上其他的费用，总共只能拿到15万元。尹艳菊觉得这个补偿标准太低了，甚至不如自己倒贴3万元去住安置房划算。所以她决定拒绝签字。 这次事件发生在前日下午四点左右，汪铺村尹艳菊家的周围出现了一条宽约1米、深1.5米的深沟。这个深沟是用挖掘机挖出来的，形状很像一圈战壕。当时尹艳菊正在外面办事，赶回家的时候已经看到沟已经成型，家里的水电也被切断了。十多名男子拦住她不让她靠近现场。 这个深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过去两年里，村民们反映过有人把房前屋后割得寸草不生，也有人把自来水表砸坏。 这个沟给尹艳菊的孩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孩子们进出家门只能跳过这个沟，感觉就像玩蹦床一样。但尹艳菊对这个行为一点都笑不出来，“每跳一次我就心惊一次”。 尹艳菊最担心的是一旦签字后就再也没有老宅子、老地方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了。她指着灶台说：“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我们辛苦汗水换来的。” 湖北一家律师事务所表示，以挖沟、断水、断电这种极端手段逼迁是违法行为。村民们可以向街道、区里甚至市里投诉；如果造成了财产损失还可以起诉要求赔偿。 村民们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联系媒体曝光了这次事件。他们只希望相关部门能先把这个深沟填平了，然后再好好谈补偿的问题。 到了傍晚时分挖掘机撤走了，但那条深沟仍然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像一条未愈合的伤疤”，提醒着最后4户居民——“如果不签字”，他们就别想好好过夜。 这次事件的背后是拆迁办给出的时间线显示出来的紧张局面：从2010年项目启动到现在，汪铺村已经陆续签约腾退掉了545栋房子。但还有4户居民拒绝搬迁。 对于这一局面，拆迁办负责人坦言村民们心里的价格太高了，“期望值与标准差距很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村委会主任梅传取则表示自己刚刚上任不久，“谁挖的沟我真不知道”。 这个深沟事件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 作为最后4户拒绝搬迁的居民之一，湖北籍村民梅传取和尹艳菊等人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住了二十多年的瓦房”，“拆了给孙子留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湖北一家律师事务所表示”，“村民可以向街道、区里甚至市里投诉”。 但由于双方在补偿金额上存在巨大分歧，“每平方米只给260元”，“300㎡的房子加七七八八才15万”，所以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面对这种情况，“汪铺村”的“尹艳菊”和“尹家”等4户居民只能选择坚持不签字。 而村民们最担心的是一旦签字后就再也没有老宅子、老地方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了，“等于白送一套房”，“还倒贴人工费”。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法律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律师事务所”认为“以挖沟断水断电逼迁属违法行为”，并建议受影响群众“可以向街道、区里甚至市里投诉”，“若造成财产损失可起诉要求赔偿”。 因此，“村民们”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联系媒体曝光了这次事件。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先把这个深沟填平了，“再好好谈补偿”。 到了傍晚时分挖掘机撤走了，“但那条‘战壕’仍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像一条未愈合的伤疤”，“提醒着最后的4户”——“如果不签字”，他们就别想好好过夜。 这起事件给武汉新洲区双柳街汪铺村带来了巨大冲击。 不仅如此，“这次事件”还让当地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因为这些极端手段给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孩子们进出只能跳沟”，“像玩蹦床”，“但她笑不出来”。 尹艳菊最担心的是一旦签字后就再也没有老宅子、老地方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了。 这种情况下，“法律与舆论双重压力下”，“谁该为这条沟负责”？ 村民们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把这个深沟填平”，“再好好谈补偿”。 但是由于双方在补偿金额上存在巨大分歧，“每平方米只给260元”，“300㎡的房子加七七八八才15万”，所以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面对这种情况，“汪铺村”的“尹艳菊”和“尹家”等4户居民只能选择坚持不签字。 而村民们最担心的是一旦签字后就再也没有老宅子、老地方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了，“等于白送一套房”，“还倒贴人工费”。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法律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律师事务所”认为“以挖沟断水断电逼迁属违法行为”，并建议受影响群众“可以向街道、区里甚至市里投诉”，“若造成财产损失可起诉要求赔偿”。 因此，“村民们”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联系媒体曝光了这次事件。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先把这个深沟填平了，“再好好谈补偿”。 到了傍晚时分挖掘机撤走了，“但那条‘战壕’仍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像一条未愈合的伤疤”，“提醒着最后的4户”——“如果不签字”，他们就别想好好过夜。 这起事件给武汉新洲区双柳街汪铺村带来了巨大冲击。 不仅如此，“这次事件”还让当地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因为这些极端手段给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孩子们进出只能跳沟”，“像玩蹦床”，“但她笑不出来”。 尹艳菊最担心的是一旦签字后就再也没有老宅子、老地方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了。 这种情况下，“法律与舆论双重压力下”，“谁该为这条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