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季鸾已经38岁了，他身在天津法租界，成了中国文人的脊梁。 张季鸾这个时候既无万贯家财也没一官半职，患有肺病。但他手中有一支谁也买不走的笔，还有吴鼎昌和胡政之这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三个人在1926年的天津结成了著名的“三驾马车”。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管家，张季鸾则是这辆马车的“大脑”和“舌头”。 这一年，北京城的菜市口和天桥还在滴着邵飘萍与林白水两位报界烈士的鲜血。北方的天空被军阀的乌云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法租界里，张季鸾正悄悄干着改变中国新闻史格局的大事。 他没像邵飘萍那样激昂地走向刑场，也不像史量才那样在深宅大院里运筹帷幄。他像是个精明的“医国圣手”，把一张已经停刊、奄奄一息的老报纸《大公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还注入了全新的灵魂。 1926年9月1日这天值得中国新闻人铭记。张季鸾主持复刊的《大公报》这天重新亮相了。在复刊号上，张季鸾写下了后来被视为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圣经”的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这篇文章里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这一年的张季鸾是人生分水岭。之前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办过报，坐过牢（因讽刺袁世凯）。这次复刊后，《大公报》成了一把犀利的匕首。张季鸾每天是个“夜猫子”，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夜深人静时他披着旧棉袄或者睡衣在藤椅里构思社评。 当时天津也是军阀混战重灾区，张季鸾批评吴佩孚、痛斥张作霖，甚至对北伐中的蒋介石也敢警告。他像走钢丝艺人一样维持着报纸的独立与尊严。他常说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不能说真话不办也罢。 生活上张季鸾是个“苦行僧”，没有家室把报馆当家。他吃穿随便显得邋遢，把精力都耗费在那张新闻纸上。他对待年轻记者严厉又像兄长关怀一样。 这个时期张季鸾内心孤独但坚定。他深知自己走的是不归路却没有退缩。他认为报人要推动历史记录历史。 回眸1926年，张季鸾在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当邵飘萍和林白水用生命诠释报人“勇”时，张季鸾则用《大公报》复刊诠释了“智”与“韧”。那年秋天种下的“四不”种子后来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新闻史上最荣耀丰碑。 尽管咳着血他的声音却比军阀咆哮更响亮。在枪杆子面前笔杆子或许会折断但由于它书写真理所以永远不会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