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肝癌为何常被“发现得太晚” 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防治难点于“起病隐匿、进展较快、发现偏晚”。临床上——肝脏代偿能力强——即使肝功能已受损，一些人仍可能没有明显不适。早期肝癌缺乏特异性表现，等到出现持续腹痛、消瘦乏力、黄疸、腹水等症状时，往往已进展至中晚期，治疗窗口随之变窄，生存获益也会下降。如何把“发现时点”前移，是降低肝癌死亡风险的关键。 原因——高危因素叠加与筛查不足共同推高风险 从致病因素看，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长期大量饮酒、代谢有关脂肪性肝病（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等，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基础。部分地区若存在不良食物储存习惯，霉变食物中的黄曲霉毒素暴露也会增加风险。此外，男性在中年后发病风险相对更高，有肝癌家族史者也应提高警惕。 从防控实践看，一些高危人群对自身风险认识不足，或因工作忙、惧怕检查、认为“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原因，未形成规律随访。也有人把筛查当作“可做可不做”的体检项目，忽视了肝癌“早期可治、晚期难治”的现实差异。 影响——早筛决定治疗机会，也影响家庭与社会负担 肝癌如能在早期发现，治疗选择更多，如手术切除、局部消融等，患者更可能获得更长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若进入中晚期，往往需要综合治疗，治疗费用、照护压力与心理负担明显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和公共卫生支出也会同步上升。提高高危人群筛查覆盖率，是降低疾病负担的有效路径。 对策——“抽血+超声”建立基础防线，异常及时升级影像评估 业内普遍建议，高危人群可将两项检查作为常规筛查组合： 一是甲胎蛋白（AFP）检测。采血即可完成，费用相对较低，是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之一。需要说明的是，AFP升高不等于肝癌，部分良性肝病活动期也会升高；AFP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肝癌。因此，单项指标不宜直接下结论，更适合用于风险提示与动态观察。 二是肝脏超声检查。该检查无创、便捷、可重复，可观察肝脏形态结构变化，对发现一定体积的占位性病变有实用价值，也是基层机构较易开展的筛查手段。 在筛查频次上，多数临床建议高危人群每6个月随访筛查一次，以降低漏诊风险并及时捕捉病灶变化。若出现AFP异常升高、超声提示结节或占位等情况，应尽快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深入完善增强CT或磁共振检查，必要时结合专科评估进行诊断分层，避免拖延导致错过治疗时机。 在日常预防上，专家强调应坚持综合管理：推进乙肝疫苗接种与查漏补种；慢性乙肝患者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复查；减少或避免饮酒；控制体重、管理血脂血糖以降低脂肪性肝病风险；不食用霉变花生、玉米等可能含黄曲霉毒素的食品，从源头减少暴露。 前景——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管理”，早诊早治仍是关键增量 随着基层超声能力提升、肝病规范化管理推进以及公众健康意识增强，肝癌防控正从“以治疗为主”逐步转向“重筛查、重随访、重管理”。可以预期，若高危人群筛查依从性提高、转诊更顺畅、肝炎与代谢性肝病的长期管理更规范，肝癌早诊率有望提升，死亡风险和社会负担也将随之下降。
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肝癌防治正从“难以应对”走向“可防可控”；把更多资源前移到筛查与随访环节，有助于用更低成本换取更大健康收益，也能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落地。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所言：“降低肝癌死亡率没有捷径，唯有坚持科学防控策略，让早筛成为高危人群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个人健康管理的理性选择，也是提升公共卫生效能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