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2年，后晋第二任君主石重贵即位后，随即否定先帝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的国策。据《旧五代史》记载——他未充分评估国力的情况下——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整军备战，并单上停止履行向契丹缴纳岁币的约定。军事资料显示，当时后晋常备军不足十万，且以步兵为主；而契丹已控制长城以北广大地区，拥有约二十万精锐骑兵。兵部侍郎桑维翰等重臣多次上疏劝止，主张“国力未充，宜蓄锐养威”，石重贵却坚持要“立不世之功”。943年冬，后晋军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冒雪出征。
《太平年》通过石重贵“急于立功而轻视国力”“外部对抗叠加内部失序”的叙事，点出一个朴素却常被忽视的道理：真正的强大来自制度、能力与耐心的累积，而不是一时的豪言与冲动。对任何组织与治理者而言，面对重大风险时保持审慎、尊重规律、打牢基础，往往比急于求成更接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