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慈善捐赠结构持续变化。除现金捐赠外，房产、股权等非货币资产的捐赠需求逐步上升。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更为突出：一些捐赠因评估定价困难、权属处置周期长、税务与登记衔接不畅、后续管理成本高等原因，难以顺利落地；慈善组织接收、管理和处置对应的资产时，也面临合规边界不够清晰、信息披露要求不统一、专业能力不足等挑战。如何让非货币捐赠“愿捐、能捐、好捐、捐得放心”，成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问题背后，既有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落差，也有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不足的现实约束。一上，非货币资产类型多、情况复杂：房产可能涉及抵押、租赁、共有等权利关系，股权则牵涉公司治理、估值波动、信息披露以及潜债务风险；从捐赠意向形成到完成过户，再到处置变现或持续运营，链条长、环节多，往往需要法律、财务、评估、税务、金融等多领域协同。另一上，慈善组织传统上更擅长现金管理与项目执行，在复杂资产的风险识别、定价处置、持续管理等储备不足；外部专业机构供给也存在标准不一、服务成本偏高、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捐赠双方顾虑较多，影响公益资源进入效率。若非货币捐赠长期受阻，不仅限制慈善资源规模扩容，也不利于优化慈善资金来源结构。对捐赠人而言，缺乏清晰、可预期的操作路径，容易降低捐赠意愿；对慈善组织而言，处置不当可能带来合规与声誉风险；对社会治理而言，公益资源难以更充分动员与配置，也会削弱慈善在民生保障、应急救助和共同富裕推进中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居民财富形态日益多元的背景下，若不能建立相匹配的制度与能力体系，慈善领域的创新空间将受到限制。针对上述情况，潘江雪在市政协大会发言中建议，上海可探索试点建设国家级慈善资产管理中心，以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和专业能力建设，推动非货币捐赠规范化、流程化、透明化。其核心思路在于：一是健全慈善资金与资产监管机制，明确资产接收、评估、托管、处置、收益使用等关键环节的合规要求，强化信息披露与全流程留痕，提升公信力与可追溯性。二是编制房产和股权慈善捐赠操作规范等标准指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流程模板与风控清单，降低交易成本与制度不确定性。三是吸引和培育“慈善+金融”复合型专业服务机构，推动法律、评估、审计、税务、资产管理等机构形成协同服务网络，为慈善组织提供专业支撑。四是设立慈善金融智库并培养新型专业人才，通过跨界人才培养、案例研究与政策评估，为制度优化提供持续智力支持。从城市发展与功能定位看，上海具备率先探索的条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资源配置枢纽，上海金融机构集聚、专业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市场化资产管理经验丰富，可为慈善资产管理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同时，推动非货币捐赠制度创新，有助于提升慈善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公益与金融、法治、监管等体系更高效联动，形成可衡量、可评估、可监管的慈善资产运营模式。若试点取得突破，也可为更大范围的制度完善提供实践样本，带动公益资源在更广领域实现有效配置。展望未来，随着社会财富形态持续多元化，非货币捐赠有望成为慈善增量的重要来源。推动标准体系与监管机制同步完善，并通过专业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执行能力，将有助于把“资产捐赠”从个案式探索转变为制度化通道。同时，如何在鼓励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商业秘密之间划清边界，如何提高处置效率并确保公益属性不偏离，仍需在实践中提升规则、迭代工具、完善配套政策。
慈善事业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破解非货币捐赠的制度堵点——不仅关乎慈善事业自身发展——也关乎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动与资源的更优配置。上海的这个探索，表明了对慈善领域深层问题的回应，也展现了以制度创新推动治理升级的方向。随着国家级慈善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我国慈善事业有望迈向更规范、更专业、更高效的发展阶段，继续汇聚社会力量，为美好社会建设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