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知道，1917年这时候，巴黎有个叫佳吉列夫的家伙拉来了斯特拉文斯基，弄出个《春之祭》，直接把全城都给震懵了。这之后没多久，也就是1920年1月的一天，亨利·科莱这位乐评人顺手一提，随口叫了句“法国六人团”，没想到这一叫就把水给搅浑了。你说这事儿多巧。 你看这之前，法国人在欧洲乐坛那是一直都有自己的声音，从巴洛克时期的吕利、拉莫，再到浪漫主义的柏辽兹、比才，哪个不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德彪西出来玩印象主义，直接把调性给撕碎了，圣桑和弗朗克一看不行啊，赶紧举着民族复兴的旗子往回冲。到了20世纪初，斯特拉文斯基又来搞事儿，《春之祭》直接在全城引发了骚动——大家都开始觉得离经叛道那才是正经事。 你说这就是个分水岭，1920年1月这天，阳光刚把蒙马特墓地的残雪照透，“法国六人团”就横空出世了。这次亮相挺有意思，米约的第四弦乐四重奏里飘出探戈节奏，普朗克的《无穷动》像塞纳河的水流在脑子里打转；奥涅格给阿波利奈尔的诗配的钢琴曲就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呼啸而过。亨利·科莱见此情景提笔写下了《俄国五人组，法国六人组与萨蒂》，“六人团”的名字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不过呢，这也就是个一次性的“峰会”，往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就说那个叫塔耶芙尔的姑娘吧，人家干脆把姓从Taillefesse改成了Tailleferre，彻底切断了老爸不让她作曲的后路。她在巴黎音乐学院表现得那是相当出色，后来远嫁到美国嫁给了个漫画家又离了婚才回来的。她是这六个人里唯一把名字写进乐谱的女性。 还有那个埃里克·萨蒂特别有意思。1917年他受佳吉列夫之邀给《游行》配乐的时候，直接把拉格泰姆、打字机声还有警笛声都塞进了钢琴里，直接宣告“旧语法”作废。同年他还跟迪雷、奥涅格、塔耶芙尔、奥里克组了个叫“新潮青年”的小团体，在巴黎深夜的咖啡馆里大声嚷嚷：“我们要写‘地球上的音乐’。” 那个诗人让·科克托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把萨蒂介绍给了毕加索、让·谷克多这些人。每周六晚上的晚餐桌上就成了先锋派的集结号。他到处跟人家说：“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像房子一样居住的音乐。”于是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米约这些人就先后被拉进了这张“反德彪西”的圆桌里。 后来的事情嘛就有点散了。普朗克回到教堂写宗教作品，风趣性都藏在了管风琴里；奥涅格的《太平洋231》让蒸汽汽笛登上了交响舞台；米约把巴西刮瓜、萨尔萨节奏带进了芭蕾《屋顶上的公牛》；奥里克为《虎口脱险》配出了“可以居住的音乐”；迪雷隐姓埋名在孤独中完成了他的室内乐长卷。 他们就像六束光线一样从同一个火源出发却照向了不同的未来。迪雷晚年曾经感叹过：“公众的冷漠是令人沮丧的。”你想啊一百年过去了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还在播放他们的录音呢，那六把尖刀剖开传统时的清脆声响依然能听见——这就是1920年巴黎送来的春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