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更迭导致旧有条约体系失效，中俄关系面临多项复杂问题，包括承认与谈判的先后顺序、历史遗留事务的清算等。对中国而言，外蒙地位、中东铁路管理权、宗教与侨产处置、庚子赔款用途等问题涉及主权与核心利益；对苏俄而言，协约国武装干涉与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亟需打破孤立、拓展国际空间。双方目标差异使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结构性矛盾。 北京政府态度从强硬转向接触，既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考量。一是《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后，北京上担心苏俄转向南方政权，导致外交被动；二是苏俄边境兵力集中引发北京政府对中东铁路安全的担忧；三是“临城劫车案”加剧了列强干预风险，北京政府急需外部支持以缓解压力。多重因素叠加下，北京政府开始为谈判做准备，涉及的事务的协调权也成为内部争夺的焦点。 谈判过程中，双方在程序上存在明显分歧：苏方主张先互认后谈判，以尽快获得国际合法性；中方坚持先解决悬案，避免在关键议题上失去主动权。同时，北京政府内部对协议条款的争议，内阁成员对外蒙条约、撤军条件、教会财产等问题存疑，担心遗留隐患。列强的干预继续增加了谈判的政治成本，导致双方一度陷入僵局，甚至出现“最后通牒”式施压。社会舆论的升温迫使北京政府在国际承认与国内压力之间作出抉择。 面对僵局，双方最终转向技术性解决方案，通过补充声明与换文修订协议。中方在坚持核心关切的同时，以补充文本限定争议点，降低风险；苏方则接受部分修正，换取复交与后续磋商机会。1924年5月31日，双方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配套文件，确立“先复交、再细化方案”的路径，标志着从对抗转向制度化对话。 从历史角度看，该协定并非最终解决方案，而是为复杂问题搭建了谈判框架。其意义在于：以复交推动悬案进入可持续协商；通过文件体系化处理争议，为后续谈判留出空间；同时表明，主权与安全关切决定谈判底线，而程序与文本设计影响谈判可行性。随着国际社会对苏俄的承认加速，以及中国国内政局变动，中苏关系仍面临诸多变数，但机制化对话已成为更现实的选择。
百年后再看这场外交博弈，其意义远超协议本身。在列强环伺的困境中，中国外交官以国际法捍卫主权，苏联则通过妥协打破孤立。这段历史表明：国家关系的重塑往往始于危机中的务实选择，真正的外交智慧在于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