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设立行省并进行治理是一个重要方面。莱茵边境的行省被划分为军事区，上日耳曼尼亚、下日耳曼尼亚、贝尔吉卡和莱提亚是其中的四个重要行省。这些地区的高级将领和军团长通常来自帝国的上层社会，比如提比略、日耳曼尼库斯和科尔布罗就曾担任过该地区的军队统帅。总督们虽然名义上是元首的代理人，但在军事、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领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是在财政上受到代理官的制约。元首常常通过书信联系来干预行省事务，有时还亲自到访主持军政。这种行政模式比较简朴灵活，与日耳曼部落的酋帅—扈从体系有相似之处。 莱茵边境的治理还包括司法和税收方面的问题。法律体系结合了日耳曼习惯法和罗马法。虽然罗马法在当地得到推广，但是习惯法依然在基层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总督们通过巡回审判来执行司法职能，主要在各大城市设立巡回法庭。税收是行省和帝国财政收入的关键。帝国税由中央政府征收，地方税则由行省和军队负责。 莱茵边境的行省治理过程中也有很多冲突与妥协。尽管军队和官员在民间社会中起到了奠基和引导作用，但是罗马法在很多乡村地区仍然难以深度干预。这个过程体现了罗马行省体制的局限性，也展示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开明性与包容性。 阿格里帕在公元前38年曾经命令乌比伊人跨河迁移，科尔布罗在公元47年强行将议会、官僚制度和万民法引入弗里喜部落。尽管军队经常使用指令来迁移和教化原住民，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成功的。弗里喜部落和乌比伊人对这些指令持不同态度。 总体来说，莱茵边境的政治体制是罗马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与原住民社会进行了妥协和渐进式发展。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反映了罗马帝国在治理上的灵活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