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能创新”到“能转化、能出海”的系统能力仍待补齐 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表达出清晰信号：行业角色正从单点突破，转向支撑经济转型和民生保障的关键力量。同时，现实挑战也更突出——我国创新活跃度持续提升，但如何更高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可及产品，如何高标准的全球市场实现稳定、合规、可持续的国际化，仍需要产业链、创新链与监管、资本、人才等形成更完善的系统支撑。 原因——多年积累促成“质变”，创新与开放双轮驱动 从数据看，2025年成为关键节点：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创新活力更增强；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研发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交易数量超过150笔，跨境合作进入规模化阶段。这些指标表明，我国生物医药已形成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产业定位提升有扎实基础。 “十四五”以来，国际合作的重心也在调整。跨国药企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从早期以引进产品为主，逐步转向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和工程化能力的深度协同；国内企业在临床研发上也更倾向于直接对标全球标准疗法，开展“头对头”试验。背后原因在于监管体系持续完善、临床资源与产业配套不断增强，以及资本和人才加速向创新环节集聚。 影响——外资看好中国制造与转化效率，产业生态加速重构 产业定位提升带来的不仅是政策预期，也在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判断，正从“销售市场”延伸到“创新与制造基地”。以思拓凡为例，其涉及的负责人表示，中国在供应链韧性、工程化能力和人才储备上优势明显：本土配套更完善，能更快响应研发与生产需求；科研转化与产业协同能力增强，也推动创新提速。企业近期发布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并推出本土品牌；计划于2026年在华推出十余款产品，其中半数以上将由中国本土制造。目前其中国营收中由本土制造支撑的比例已超过四分之一，并计划在三到五年提升至50%以上。 该趋势意味着，国际企业“在华本地化”正在走向更深层次：从供货与服务，转为能力共建，涵盖工艺开发、质量体系、人才培养和全球资源对接等。对我国而言，这既有助于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也促使国内企业在质量标准、合规体系和全球化运营上加速提升。 对策——以园区为载体推动“四链融合”，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关键通道 将“创新热情”转化为“产业能力”，关键在于平台化、体系化的组织能力。承载这一能力的重要载体，是遍布全国的生物医药园区。园区不仅是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也在集成临床资源、制造能力、投融资与监管服务等要素，形成综合支撑平台。 广州提出加快生物医药创新突破，支持脑机接口、细胞治疗、高端成像等前沿方向攻关，深化“1+N+X”临床试验研联体建设，推进核医疗等特色创新产业园建设。其打造的黄埔、南沙、越秀、荔湾四大生物医药价值园区，着力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空间格局，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的生态闭环。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吸引全球头部药企设点，也成为海外资本了解中国创新药的重要窗口。园区通过完善跨境投资服务等举措，降低国际合作门槛、提升要素流动效率，为创新产品“走出去”和全球资源“引进来”搭建通道。 与此同时，行业人士也强调源头创新仍需加强。企业负责人指出，我国在原创靶点发现与颠覆性技术转化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补齐短板，需要鼓励科研人员面向国际前沿探索新靶点，支持临床医生从疾病机理出发参与药物设计，推动龙头企业牵头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圈，加快颠覆性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前景——从并跑迈向领跑，竞争将转向标准、效率与全球化能力 面向未来，生物医药成为新兴支柱产业，意味着竞争重点将从“有没有项目、有没有管线”，转向“能否稳定产出高质量成果、能否全球市场形成可持续品牌”。一上，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与高标准注册，提升全球合规能力；另一方面，外资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将更强调联合创新、制造协同与供应链安全。随着园区平台化能力增强、资本与人才进一步集聚、临床试验与产业化体系更完善，我国生物医药有望在部分前沿赛道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生物医药产业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既是对既有成果的肯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成果如何更快转化为产品、形成规模化产业能力，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需要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园区赋能与国际合作形成合力。在全球医药创新体系中，中国正从追赶者走向参与者与贡献者：既要坚持自主创新，也要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中实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