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这类时代的号角手，大多都是有着深沉忧思的文人。他们的心里塞满了不平之气和家国之愁，非要扯破喉咙喊几声，结果往往被掌权者记进了黑名单。虽然不一定会掉脑袋，但说话的权利会被剥夺；虽然不必面对真刀真枪，手里的笔杆子却也被锁上了锁链。国民党反动派那会儿就对他们下过黑手，后来搞运动也没少给他们扣高帽子、限制说话。 不过越是不让开口，杂文的声音就越是像暗处的水流，在地下的河道里把民心给一点点给唤醒了。现在的环境宽松多了，能写的东西也是泛滥成灾，选择素材就像进了自助餐厅一样，什么都有。新世纪以来，像何满子、邵燕祥、魏明伦这些敢说话的人冒了出来；何满子活到九十多岁善终了，邵燕祥作为党员照样敢写敢说，魏明伦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刊物有那么多版面也有那么多栏目，每周都有两期的《杂文报》铺天盖地往你眼前飞。 但真正让那些老革命、老党员们担心的，并不是杂文本身写得怎么样，而是那个看不见的舆论天花板——它比你能拿到的稿费还要稀有，比审稿的标准还要严格。写杂文的人大多有股“杂文性格”，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犟。别人在那儿莺歌燕舞的时候他偏要像杜鹃一样啼血；别人风调雨顺的时候他偏要担心“还能经得起几番风雨”。别人笑他多管闲事，他回一句：“这是匹夫的责任”。这种执拗可不是没事找事瞎叫唤，而是把社会当成亲人的伤口去看待，非要贴上块创可贴才肯罢休。 所以他们就成了光荣的“时代警钟长鸣者”。请允许我念几句我自己写的话来解释这一点——天底下本来没什么事，都是英雄自己找的麻烦（这是从古至今的老现象）；不知道当前形势的人才是真正的俊杰（这是本世纪风雨的记录）。“一切向钱看”把所有事都给搅乱了，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毁了一切（这也是个硬道理）。如果舆论监督的力度太小、反而让监督舆论的人很强硬的话，国家可就危险了（邓大人讲过：“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历史的差距有时候比江河还大（读史的感想）。悲哀和愤怒也是一种力量（读诗的感想）。我没办法改变世界，世界也没办法改变我——因为我太渺小；要是这个世纪非要强行来改变我，那就没有赢家（俱往矣！）。晚年总想图个清静安稳，可是心里的忧患总是挥之不去。尘世里的谣言谣谚满天飞，青楼里的管弦乐声又起。大家都在狼狈挣扎时，我们就当自己是尧舜一样的圣贤吧。放言议论觉得天下很小，万事都不过是鸿毛一样轻（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