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婚姻存续期间一方私自对外大额赠与，能否对抗配偶权利，受赠人是否必须返还？
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阶段成功调解一宗赠与合同纠纷：一名丈夫在未告知配偶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通过转账、网购等方式赠与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子。
妻子得知后主张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返还，案件经一审判决后进入二审，最终以调解方式化解。
原因——从案件事实看，争议焦点集中在两层：其一，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是否需要共同意思表示；其二，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能否产生法律效力。
该案中，妻子与丈夫1993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5名子女。
2024年12月丈夫住院治疗期间，妻子发现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外隐瞒已婚事实，与他人保持不正当交往，并在妻子不知情情况下多次通过网络转账、消费购物等方式向对方“示爱”。
在家庭积蓄因治疗支出紧张的背景下，妻子联系受赠方返还31万余元，对方仅返还3万元。
妻子据此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赠与无效并返还剩余款项。
一审法院认定相关赠与整体无效，判令受赠方返还28万余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进入二审后，受赠方提出自己并不知晓对方已婚，相关款项中含“520”“1314”等特殊金额，系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交往所得，自身亦受欺骗，认为不应承担全部返还责任。
对此，审理法官在梳理证据链、核查款项性质与用途后认为，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处分权，一方未经配偶同意擅自作出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赠与，既损害另一方财产权利，也背离社会公认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底线，难以获得法律支持。
受赠人即便主张“被隐瞒”，亦不能据此对抗配偶对共同财产的合法权益。
影响——此类纠纷折射出部分家庭财产管理缺位与婚姻关系边界模糊：一方面，隐婚出轨与大额赠与叠加，容易使家庭财产安全、子女抚养与医疗救治资金保障面临风险，矛盾往往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时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受赠人一旦卷入纠纷，不仅面临返还责任，还可能造成名誉与情感损失，社会层面也会强化对“以不正当关系获取利益”的否定性评价。
该案在二审阶段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体现了司法在依法保护无过错方财产权益的同时，注重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化解对立，减少当事人诉累。
对策——基于当事人现实困难与纠纷实质化解需要，海南二中院在二审阶段推动调解。
考虑妻子远在外地陪同丈夫治疗，审判团队组织线上调解，通过释法明理、引导理性预期，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妻子同意受赠方在限期内返还部分受赠财产12万元；如未按期履行，则应按约返还全部受赠财产28万余元。
该方案既为急需用钱的家庭争取时间与确定性，也通过“限期履行+违约后果”安排增强可执行性，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同时，法官提示，夫妻忠诚是法定义务，尊重与信任是家庭稳定的重要基础。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权利平等，对外大额支出应通过协商形成共同意思表示。
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的财产转移，不仅损害配偶权益，也易引发连锁纠纷。
对社会公众而言，已婚者应守住底线、谨慎自律；未婚者在交往过程中也应增强风险意识，审慎核验对方婚姻状况，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财产与情感损失。
前景——随着移动支付、网络消费普及，隐蔽性更强的“碎片化赠与”增多，相关证据固定、金额认定、性质判断都对司法提出更高要求。
实践中，通过调解实现快速返还与矛盾降温，往往更契合当事人“止损”与“救急”的现实需求。
下一步，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夫妻共同财产保护规则、公序良俗底线的普法阐释，推动形成更清晰的社会共识：任何以破坏婚姻关系为代价、以侵害他人共同财产为结果的利益获取，都难以在法律与道德层面获得支持。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既是司法保护婚姻家庭权益的具体体现，也是调解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明。
它提醒我们，法律不仅是权利的保护者，更是道德和伦理的守护者。
在维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调解化解纠纷，既实现了案结事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觉。
面对日益复杂的家庭伦理问题，我们需要继续坚守法律底线，弘扬家庭美德，让忠诚、尊重、责任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共同营造尊重婚姻、珍视家庭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