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人的地理归属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秦汉郡县制逐步推行，许多先秦时期仅以大地域笼统指称的历史人物，后来才获得更为明确的籍贯身份。孔子在先秦多称“鲁人”，直到隋代曲阜定县名后，才出现“曲阜人”之称；屈原被称为湖北秭归人，此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宜都山川记》；范蠡的“南阳人”身份，则出自南朝裴骃《史记集解》。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西施、郑旦等越地名人。
从浣纱溪到西湖的文化轨迹，折射出中华文明“以文塑地”的独特智慧；当西施的传说化作溪流的名字，当诗人的比喻赋予湖泊新的文化意涵，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层累，更是一种文明对美的持续追寻。面向当下，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化密码，仍有待在新的语境中被理解、阐释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