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3月13日那天，台北国泰医院，杨牧在病床上气息渐弱，最后是他那本未写完的《献颂七题》里的一句话留在了世间。这话是“诗的创作是有组织的，那计划必须笃实执行”，就像一枚被岁月磨亮的钉子，把很多人的心给扎住了。回想他的成长之路，年轻时候他就把叶芝的“白鸟”和雪莱的春天翻来覆去地琢磨。叶芝觉得自然就在人的思维里变化无穷，雪莱看到落花落在肩头都激动得鼓掌。杨牧把这些都写成了“秘密神话”，还把时间当成是“必然与偶发的事件关头”。 那会儿他住在台湾，心里想着爱尔兰那些阴郁的岛屿和丹黯海滩。他把两地的气氛叠加在一起，觉得只要眼前的山水好好存在着，就能启发新的神话。他慢慢发现写诗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得跟遗忘拔河。到了大学里，当那种感性的抒情让他厌倦了，他就开始给忧郁和智慧写“客观定义”。他写《给忧郁》的时候定了四节十行的规矩，还用商籁体致敬济慈。有人说他太死心眼，他自己倒挺高兴，觉得能迂回突破是好事。 到了1963年，《给命运》和《给寂寞》接了棒。他把灵魂、泪水还有贝多芬的形象都扔到了黑暗里，让霹雳声主导整首诗的呼吸。《给命运》和《给寂寞》就像骨肉兄弟一样骨肉分明。那年他还写了《给时间》，把钟乳石和石笋这些东西摆在一起。他觉得时间就像是没回音的山林一样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循环。 两年后他去了柏克莱看一幅雅典娜的铜像摄影。盔甲侧面那些浅锈青铜痕迹让他当场就写了三首短诗。后来他在罗浮宫见到披薄裳的雅典娜时才发现，记忆里的戎装其实是他年轻时候的执念。原来他把忧郁、智慧这些抽象的东西都当成了女神来看待。 从忧郁一路走到雅典娜的过程里，杨牧步步为营：格律音色用色造句都很讲究。但写到“死亡”的时候他又回到了那种严厉的格式上。这过程看着像是在自我折磨其实并不痛，每走一步视野都更高一级。 现在那本笔记没写完就搁下了。他留给我们的七首诗像七颗钉子钉住了一个时代对永恒的渴望：“计划必须笃实执行”，而自由其实就藏在这笃实里头悄悄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