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某个春节前夕，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回到了这座熟悉的小城。尽管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伦敦地铁的喧嚣，但每每想起故乡冬天的那场大雪，心底总会泛起一丝温暖。出租车上，当我告诉司机我要去长治二中时，他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来：“十块钱，恐怕到不了那个不倒翁滑旱冰场。”这句老话如今听来像是一种自嘲，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流转与人事的变迁。 站在校门口，我紧紧抱着第一本书走进校园。老教学楼还是那副灰砖模样，门房大爷眯着眼问：“找谁？”我掏出手机翻出毕业照指给他看：“这些老师，我都还记得。” 高三那年文理分科时，我的理科成绩惨不忍睹。面对父母要我继续读理的坚持，白云老师成了我的救赎者。他徒手掰掉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下“感受文化的影响”。那是一堂没有课本、没有翻页的课程，只有他四十多年刻在骨子里的知识框架。他一眼看穿我文综全年级第二的“真本事”，当场拍板让我去文科。最终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兼顾艺术并成功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本科+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 复读那年，雷鸣宇老师接手了这个班。面对手里攥着二本A通知书却执意要冲中传的我，雷老师劝我：“去读吧，明年再来也行。”但我铁了心要证明自己。早自习迟到就给门口做二十个俯卧撑清醒清醒；播音课结束啃辣条刷数学题；艺考回来一包辣条加干脆面解决午饭。那段“魔怔”的日子里，“只要努力和向上，规矩就是活的”这句话成了最好的安慰。 高一那年的第一个班是344。那天父母在路边摊请亲友喝啤酒庆祝我考上二中时大声喊着：“娃考上二中啦！”方言里“造了”是结束的意思。那一刻我以为人生高光已达顶峰。班主任张爱芳给我挂上了班长徽章，她每周抽出一个晚自习“一对一”谈心。从成绩曲线聊到家庭关系，甚至周六拉全班回学校加课陪我赶进度。高三艺考归来我拿下上海戏剧学院全国第五名时她笑得像个孩子。 孙娟老师的选修课选在科学会堂。那天《肖申克的救赎》放了一半时她走到最后一排问我：“肖申克为什么要越狱？”我答向往自由时她又问：“那你向往什么？”眼泪瞬间决堤时她说要把自己考进大学才有能力改变家人。那一夜我们聊到熄灯铃响。 “别哭啦”成了她经常说的话。从那以后“爱哭鼻子的小男孩”就变成了娟姐嘴里的外号。张爱芳像妈妈也像战士般把迷茫的我从悬崖边拽回来；孙娟像姐姐也像灯塔点亮了少年时代的暗夜里的光；白云用学术实力和育人眼光护住了学生光芒；雷鸣宇用那句“你行”轻轻原谅了所有的规矩。 当我把最后一本书送完泪流干故事讲完转身离开时出租车司机依旧十块钱把我送到不倒翁滑旱冰场门口。 小城长高长壮变漂亮了我也长远长高长结实了但那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始终来自长治二中那座包容自由严谨的小院落。 无论走到哪片大洋哪座城市哪间高端商场只要有人问“你来自哪儿”我都会答：“山西长治。”再补一句：“二中毕业的。” 风里雨里二中等你少年已远航却永远记得那束最初被点亮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