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激荡的背景下，青年金克木的学术道路体现为文学与学术并行的“双轨”状态；1936年3月，他编选的新诗集《蝙蝠集》由邵洵美“新诗库”丛书出版。受战乱影响，全书仅印500册，装帧也较为简陋，但收录的46首诗作大多写于1932—1935年，已显露出他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个人风格。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后来以东方学研究著称的学者，最初的文学起点来自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诗歌实践。《现代》提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感受现代情绪”的主张，几乎成为金克木早期创作的审美坐标。
金克木的经历提示我们，许多重要学者并非起步即定型，而是多领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方向。1936年的他还只是年轻的诗人和译者，却已在新诗写作、科学普及与文化传播各上展开尝试，这些积累后来转化为他在印度宗教、哲学与梵文研究中的深耕基础。物质条件的匮乏并未熄灭那个年代的精神热度，反而让不少知识分子在逆境中更执着于文化与学术的探索。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我们不仅应看到《蝙蝠集》作为文学史料的价值，也能从中触摸到一代知识人面对时代风雨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