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设施“带病运行”叠加空间需求变化，更新迫眉睫。作为重要沿海城市，大连港口航运、海洋产业和滨海公共空间密集布局，水下管道、桩基、防护构件等长期处于潮汐、盐雾、冲淤和低能见度等复杂环境中。随着使用年限增加，部分设施出现材料疲劳、腐蚀加剧、承载能力下降等隐患；同时，港区功能优化、航道整治、岸线综合利用等需求上升，原有设施的布局与能力也难以满足新任务。如何在尽量不影响通航、生产与生态的前提下完成老旧设施清理与替换，已成为水域治理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现实课题。 原因——水下作业难度高，传统方式难兼顾效率与风险。水下拆除不同于陆上施工，受水深、水流、底质、能见度以及作业窗口期等限制，施工组织更复杂。水下构筑物往往与既有管网、码头结构或航道保障设施相互关联，操作不当可能带来连锁风险。此外，施工过程可能产生悬浮泥沙、噪声与震动——如控制不足——容易干扰水生生物栖息与繁殖。正因“不确定性高、风险高、外部影响大”并存，水下拆除必须在技术路线、管理措施与生态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影响——拆除更新事关安全底线、发展质量与治理水平。从安全角度看，及时拆除失效设施可减少坍塌、断裂、漂浮物脱落等风险，降低对航道、港区生产和近岸公共活动的影响。从发展角度看，清理“存量障碍”能为高标准新建设施释放空间，提高岸线与海域资源配置效率，带动港口物流、海洋工程、滨海文旅等产业升级。从治理角度看，推进施工规范化、监测精细化和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推动部门与企业完善海上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管理，提升城市海域综合治理能力。 对策——以“可控、可视、可追溯”为抓手，技术与管理共同推进。 一是因地制宜选择工法，提高拆除精度与可控性。当前常用路径主要包括： ——机械切割。采用液压剪、金刚石绳锯等设备对混凝土或金属结构分段处理，震动较小、切口整齐，对周边结构影响相对可控，适用于邻近重要设施、对精度要求高的场景。施工前一般通过水下摄像、声呐扫测等复核结构位置与状态，减少“盲作业”。 ——受控爆破。在条件具备且经严格论证的情况下，爆破可提高效率，但需精确核算装药量、起爆顺序和警戒半径，落实水域交通管制、现场警戒和应急救援前置，并通过气泡幕等措施降低冲击影响。该方式风险较高，对资质、审批和现场管控要求更严。 ——整体吊装。对结构较完整、体量可控的设施，可采用浮吊配合水下索具整体起吊转运，减少潜水员水下作业时间。但对结构重心、强度与起吊路径计算要求高，需重点防范起吊过程中的断裂、倾覆或二次坠落。 二是把安全管理作为前置条件，形成全流程闭环。工程实施前应开展系统风险评估，围绕供气通信、潜水作业深度与时长、设备冗余、气象海况窗口、交叉作业等要素细化施工组织；同步完善应急预案与演练，确保突发海况、设备故障或人员不适时能够快速处置。人员上，强化专业训练与持证上岗，提升水下通信协同、紧急撤离与救援互助能力。设备方面，落实定检维护，确保在高压、低温和高盐环境下稳定运行，并建立关键设备“状态可追溯”台账。 三是将生态保护嵌入工序设计，把扰动降到最低。施工中易出现泥沙再悬浮、局部噪声升高等问题，可通过设置防污帘或围挡控制扩散，优化施工节奏与时间安排，尽量避开鱼类繁殖等敏感期；施工结束后应开展海底扫测与残留物清理，避免遗留物影响航行安全与生态环境。对重点海域，可结合监测数据动态调整工艺参数，做到“边施工、边评估、边优化”。 四是以技术进步推动“少人化、远程化、精细化”。随着远程操控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应用扩大，部分高风险环节可逐步由装备替代潜水员直接下水，降低暴露风险并提升测量与作业精度。未来，数据化手段在材料识别、结构状态评估与施工监测中的深化应用，有望继续提升决策效率与现场可控性。 前景——多方协同与标准化建设将成为行业升级主线。水下拆除涉及海事监管、环保要求、港口运营与施工组织等多领域，项目推进离不开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推动统一作业标准、风险分级管控和监测评估体系，有助于压实责任，减少“凭经验施工”和“粗放管理”。从城市发展趋势看，随着海域空间集约利用、港区提质增效和滨海环境整治持续推进，水下设施拆除更新将更常态化、专业化，对安全、生态与效率的综合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行业竞争将更多体现在方案论证能力、装备化水平、绿色施工与全过程管理能力上。
水下拆除看似“拆旧”，实则是在为安全运行与绿色发展打基础。把风险管控做细、把生态要求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把技术创新用在关键环节，才能让每一次拆除都成为城市水域更新的可靠起点，为更高水平的海洋治理与更可持续的空间利用打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