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亡了国的末路上，那帮士大夫心里的疙瘩可真是没法子解开。02人都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前都觉得要考功名、当官和治国平天下是一回事儿，可等到大清杀过来，这条路一下子断了，大家伙儿心里那点底气也就散了。顾炎武他们可不像有些人那样，一遇到痛处就只顾着捞好处，而是在废墟上重新琢磨活着的意义——不光问自己为啥输了，还要问这天下到底咋就走到这一步了。这种对过去信仰的“自我审判”，在咱们传统思想里算是最后一次大家伙儿自己在那儿瞎琢磨的大规模反思了。 那会儿的晚明有个很怪的现象，人才多得快用不完，这玩意儿也不见得全是好事。为了当官那点事儿，读书人争得头破血流；可也有另一帮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打算跟这帮乌合之众划清界限。归庄以前读书读了二十年，光当秀才就当了十年，心里那股劲儿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幻想破灭后，他甩开“功名富贵”的包袱，抱着点儿儒家的理想主义过日子。朋友要去考试，他还郑重地叮嘱人家：“现在最急的就是搞经济，搞经济尤其重要的就是弄好兵农大事。”看着是挺有“匡扶社稷”的老传统情怀吧？可一旦进了官场见了那些黑幕，这理想跟现实的口子立马就裂开了。有的人开始混日子，有的人觉得富贵都跟浮云似的没了意思。常熟的瞿式耜就是个典型例子。崇祯刚给他个户科给事中的差事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国家要中兴的念头，连着写了好多折子；结果皇帝嫉妒他有功、大臣又互相排挤害他。后来官场成了噩梦，“宦兴索然”的他干脆辞官回家养老去了。等到明朝彻底没了他去了南边桂林那边撑着永历的残局城破了他也没跑等着被抓最后壮烈地死了——这算是把没做完的“治国平天下”的心思全带进棺材里头了。 再说桐城的方以智，年轻时组织泽社、写《留都防乱公揭》那是慷慨激昂得很。后来家里出事他放声大哭一场后就淡泊了功名躲到山里去了。永历那个朝廷多次请他当东阁大学士他十次推辞都不去就在拒官和隐居之间把心里的想法给转了个弯。桂林被攻破他的好朋友都死了他心里万念俱灰干脆剃了光头当了和尚；不过这和尚他没白当《通雅》《东西均》这些大部头的书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把自己的苦难变成了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合二为一，一分为二”这种自己琢磨出来的辩证法后来一直被人念叨到现在。 顾炎武给学生潘耒写信说过一句特实在的话：“为利而学，为名而文。”亡国的伤心事儿让他忍不住问：“这天下为啥变成今天这样乱？”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前几百个朝代的坏毛病现在也能改好。”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也跟他唱和来了两人为了该不该让皇帝专制、中央和地方咋分权、民间能不能说话、钱怎么花这些事儿讨论得热火朝天。其实他们也没看到别的新社会啥样子只能回头翻老皇历求个办法结果没想到这就把皇帝专制的毛病给一针见血地给点出来了——这是咱们思想史上头一回大家自己在屋里想明白的制度批判。 顾炎武说：“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他分得很清楚啥叫“当世之名”啥叫“没世之名”：一个是图眼前的掌声，一个是图千年之后的价值。那些最不急着发财的人反而把脑子里面的火种给留到了以后。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这帮遗民学者在清朝的高压下头也不回地搞学问用那种自己跟时代决裂的样子给旧社会做了一次大手术。等到两百多年后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在书里头找到了议院、地方自治这些启蒙的东西——思想一旦突破了时间的墙就有了穿越时代的本事。 顾炎武临死前还念叨：“君子想要的是没世的名气；现在的人想要的是眼前的名气。”他把自己这辈子的价值都押在历史长河里头而不是眼前的那点功名上。当最后一声叹息在清初的灰烬里消散的时候士大夫们用几乎疯狂的方式证明了：真正的思想不是胜利者脖子上戴的大红花而是失败者心窝子里的那团火——只要火没灭反思就在；反思在希望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