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游、朱熹、陈淳、吕坤、张志公、紫巢氏、章太炎、陈东原、陈荣捷，这些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们，都曾对蒙学的三字一句给予高度评价。三字一句的蒙学形式在战国时期已经初见端倪，比如《礼记·曲礼》中的句子和《列女传》中的句子。朱熹认为，这些语言都是古人最初教育小儿所用的。到了汉元帝时期，史游编写的《急就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其中134句姓氏段落就已经是三言成篇。朱熹女儿墓志铭虽然并非专为启蒙而作，但也证明了三字句在当时其他文体中的流行。 陈淳是朱熹的弟子，他最初编写了四字韵语《训蒙雅言》，后来又删改为三字句的《启蒙初诵》。这部教材是现存最早的三字韵语童蒙教材之一，它与《三字经》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陈东原推测《三字经》可能是元初人根据《三字训》修改而来的。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家传户诵，是因为它短短1044个字却包含了天文、地理、史事等百科知识。明代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课外书，清代紫巢氏在序言里夸奖它启人知识超过其他读物，民国章太炎也称赞它启人知识超过其他读物。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更是将它比作小型百科全书。 三字一句比四言更轻量，低龄儿童诵读起来更轻松。张志公先生指出三字句容易写贫乏或者硬凑，《三字经》却用千年积累证明只要内容精当，形式越轻记忆越重。《三字经》内容上荟萃前人知识，形式上沿用三字句与隔句押韵。 《蒙求》则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风格，它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等多个方面。虽然和《三字经》相比篇幅较长，但同样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