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不确定性上升，跨境投资波动加大，企业更看重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回报。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调整，部分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提速。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中更强调安全、效率与成本的平衡，也更审慎评估东道国的市场空间、政策连续性和合规成本。鉴于此，中国多地外资项目仍加快落地、增资扩产活跃，既体现出外资对中国经济韧性与产业配套能力的认可，也对更高水平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原因——开放政策持续推进、制度红利加快释放，是吸引投资的重要支撑。我国开放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扩量”，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高层级的“提质”。围绕“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有关部署强调落实“准入又准营”、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扩大境内再投资，并推动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这些制度安排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可预期性：一上，负面清单改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围，为外资进入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等领域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重点外资项目工作机制、政务服务提速与要素保障协同发力，推动项目从“签约”更快走向“投产”。 影响——外资结构更趋优化，与中国产业升级形成同向发力。从项目分布看，外资不再只关注传统制造能力，更看重研发资源、工程师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吸引力提升，反映出外资从“成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点布局”转向“生态融入”。这种融合一方面有助于外资企业把握中国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机遇，提升本地化运营效率；另一方面也推动国内产业技术迭代、质量标准、管理体系和国际市场开拓上加快升级，带动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形成更稳定的合作格局。 对策——以更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用更清晰、更可操作的规则与服务稳定外资预期。其一，持续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数据合规与跨境服务规则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二，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大连等城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加力，为外资在金融、商贸、专业服务、健康养老等领域打开新空间，也有利于以服务业开放带动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其三，发挥开放平台的牵引作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在规则探索、压力测试和监管创新上具备先行优势，可为全国层面的制度完善提供可复制经验。其四，提升地方层面的“最后一公里”服务能力。以义乌等地实践为例，通过压减登记流程、完善涉外纠纷多元化解、提升便利化生活服务等举措，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与归属感，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从“给政策”转向“优服务”。 前景——中国以开放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合作空间仍将持续扩大。展望未来，随着扩大开放举措进一步落地，外资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一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重要方向；二是外资境内再投资与利润再投入有望增加，带动“在华运营中心+研发中心+供应链中心”布局；三是依托进博会等开放平台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中国市场与全球资源将实现更精准对接，在双向开放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开放越深入，合作黏性越强，中国市场的“确定性溢价”也将进一步显现。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强自身确定性，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支撑。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市场，体现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与对开放合作的选择。实践表明，中国市场仍具备长期吸引力。随着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升级进行，中国将为全球资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