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如何塑造真实而立体的平民英雄形象，一直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课题。
电影《得闲谨制》的出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该片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南京沦陷后流落宜昌深山小镇的一群百姓在日军侵袭下的生存与抗争，其中主人公莫得闲的人物设定打破了传统英雄叙事的套路，呈现出一个更贴近历史真实、更具有普遍人性的角色形象。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莫得闲并非常规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影片前期，这位钳工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照顾年迈的太爷和教育淘气儿子上，闲暇时通过收听广播了解外界，靠一手精湛的手艺修缮各类工具。
主演肖战在接受采访时坦诚，莫得闲身上带有"神经兮兮""颠三倒四"的特质，有时甚至是个"碎嘴子"，这样的人物设定使其显得更加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
这种塑造方式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打破了观众对英雄人物的刻板印象，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莫得闲身上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人物的成长轨迹更是影片的精妙之处。
肖战在创作过程中将重点放在追溯人物的"来路"——即莫得闲在成为英雄之前的经历与心路历程。
从南京沦陷逃亡到宜昌小镇，莫家从四世同堂沦为仅剩祖孙两人，这段创伤经历在莫得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痛楚。
但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他选择了一种自保的麻木——只想和太爷活下来就好。
这种心理状态的转变，正是战争年代普通人所经历的真实困境。
直到日军侵袭戈止镇，外在的威胁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莫得闲才逐步觉醒，从守护"小家"的个人主义转变为守护"大家"的民族责任感。
肖战在谈及饰演这一角色时，坦露了他对表演职业的理解。
他表示，在与孔笙导演、兰晓龙编剧的合作中，最初经历了紧张甚至失眠的阶段，但随着进入创作状态，片场仿佛形成了一道"屏障"，隔绝了外界的干扰。
在这样的环境中，演员能够更加专注于人物本身，做出更加真实的临场反应。
这种创作态度体现了一种职业精神——不是设计表情和反应，而是让人物在当下的情景中自然而然地呈现。
从父亲这一身份维度看，肖战的表演赋予了莫得闲更深层的人性光辉。
当真正开始饰演一位父亲时，演员身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能量，这种能量驱动他做出一位父亲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莫得闲虽然在戈止镇度过了三年相对安稳的生活，但他从未放下对外界危难的关注，始终通过广播保持警觉，并将家中的工具改造成可以抵御外敌的武器。
这种"未雨绸缪"的担忧和准备，既体现了那个时代父亲的责任意识，也架起了历史时代与当下生活之间的桥梁。
从社会意义的层面分析，《得闲谨制》所呈现的这种平民英雄的觉醒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它提醒我们，民族的抗争力量并非仅来自职业军人和组织化的抵抗，更来自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觉醒与担当。
影片通过莫得闲这一小人物的故事，映照出了整个民族在外敌入侵时的精神蜕变——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反抗，从个人自保到集体责任。
这种叙事视角的转变，使得抗战题材的创作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从创作理念看，肖战所阐述的"我想不想去做好，这是我态度的问题"的表述，反映出当代文艺工作者对职业操守的理解。
在面对外界评价时，演员选择了专注于自身的表演追求，而非被舆论所左右。
这种定力对于创作出真实、深刻的人物形象至关重要。
截至目前，《得闲谨制》的票房表现已超过3.54亿元，说明这部影片的人物设定和主题表达获得了广泛的观众认可。
这种认可不仅源于精良的制作和演员的精彩表演，更源于影片对历史时代和人性本质的深入思考。
和平并非从天而降，它常常源自无数普通人对生活的守护、对尊严的坚持与在困境中的自我锻造。
《得闲谨制》以“小人物的来路”回应“大时代的去处”，让观众在银幕叙事中重新理解抗战记忆的重量：向往“得闲”的安宁，更要在“谨制”的磨砺中守住信念。
对当下而言，这种记忆的重温与精神的再确认，正是文化作品最可贵的现实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