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慢性肾脏病负担加重，早期发现不足； 近年来，慢性肾脏病作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医疗负担的重要慢性疾病，正受到更多关注。研究显示，我国成年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约在8%至12%之间，据此估算患者规模或达1.4亿。临床上，肾内科医生普遍面临同一难题：不少患者首次就诊时已出现明显水肿、严重乏力等表现，肾功能损害往往不再处于早期阶段，治疗复杂度和风险随之上升。 原因——症状隐匿叠加结构性变化，筛查意识仍需补齐。 医学界常将肾脏称为“沉默的器官”，其代偿能力强，早期损伤往往缺乏典型疼痛或不适，许多人仍能维持日常工作生活，从而忽略检查与随访。此外，我国慢性肾脏病病因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慢性肾炎占比较高，而近二十年来，伴随人口老龄化、饮食结构改变与体重管理问题增多，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肾病比例持续上升。在一些大城市，糖尿病肾病已成为导致终末期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提示慢性肾脏病与代谢性疾病、心血管危险因素呈现更紧密的交织态势。 影响——不仅是“肾的问题”，更是心肾共病与多病共管挑战。 慢性肾脏病往往并非孤立发生。许多患者同时合并糖尿病、高血压、肥胖以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等，危险因素相互促进，使疾病管理从单一器官治疗转向长期综合干预。若缺乏规范随访与持续治疗，肾功能可能逐步下降，最终进入尿毒症阶段，需要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家庭负担和社会成本显著增加。更值得关注的是，肾脏损伤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高度有关，肾病进展常伴随心衰、心梗、卒中等不良结局的风险上升，早期识别与干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公共卫生意义。 对策——抓住可操作的筛查指标，推动高危人群早诊早治。 专家建议，提高筛查覆盖面与指标关注度是改变结局的关键一步。尿常规与血生化检查即可发现相当一部分早期问题，其中尿微量白蛋白与肌酐比值（UACR）被视为重要的早期信号之一，可较敏感反映早期蛋白尿及肾脏受损程度。一般认为，UACR超过30mg/g提示已存在肾脏损伤，需要尽快评估并采取干预措施。另一个关键指标是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用于识别肾功能下降。通常eGFR应不低于90ml/min/1.73m²；若eGFR低于60ml/min/1.73m²并持续3个月以上，可作为慢性肾脏病的重要诊断依据。专家提醒，一些常规体检项目未必主动报告或解读上述指标，公众应主动关注检查结果，必要时进行肾内科专科评估。 在筛查对象上，应突出“高危优先、长期随访”。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等代谢性疾病人群，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有肾病家族史者，以及曾发生急性肾损伤、长期使用可能损伤肾功能药物的人群，均应定期监测尿蛋白、UACR、肌酐与eGFR等指标，并根据风险分层确定复查频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在治疗层面，慢性肾脏病管理强调“延缓进展、降低事件”。以糖尿病肾病为例，过去主要依赖控糖控压与生活方式管理。近年来，随着多类药物在临床应用中积累证据，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RASi）、SGLT2抑制剂以及新型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等，为延缓肾功能恶化、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提供了更多手段。专家指出，慢性肾脏病常需多机制联合干预，患者对“用药叠加是否增加肾负担”的担忧较为普遍，但在规范评估与医生指导下合理联合用药，往往能够实现更全面的心肾保护。临床上也应通过优化方案、减少不必要用药与加强随访，提高长期依从性。 前景——从“被动透析”转向“主动管理”，需制度与科普协同发力。 慢性肾脏病的“慢性”决定了其目标并非简单追求短期指标改善，而是通过持续管理让肾功能下降速度尽可能放缓，使疾病进展慢到不影响患者全生命周期健康。此转变，既依赖医疗技术进步，也依赖基层筛查能力、分级诊疗衔接和健康教育的共同支撑。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在城市社区与基层医疗机构更完善高危人群登记随访、提升尿蛋白与肾功能指标规范检测率，并加强代谢性疾病与肾病的协同管理，有望将更多患者留在“早期可控”的窗口期，减少进入尿毒症阶段的比例。
慢性肾脏病虽隐匿却可防可控；一次简单的尿检、规范的肾功能评估和持续管理，就能有效阻断疾病进展。推动早筛早诊，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转变，是守护肾脏健康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