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出生在天津、籍贯安徽潜山的余英时，这一辈子辗转多地，从新亚书院到哈佛、耶鲁，最后落脚在普林斯顿。2006年，他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唐奖又把首届汉学奖给了他。学术界的共识是，余英时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阐发得很透彻，已经是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泰斗了。 为了把“士”的精神带回现代，1950年到1955年间他师从钱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1956年到1961年间又转赴哈佛，跟着杨联陞学历史。这两位导师一个教“思想史”，一个教“制度史”，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晚年的余英时常说自己的根在潜山，魂在普林斯顿。这次他按照遗愿去了美国东部时间8月1日的清晨，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消息一传开，台湾“中央研究院”官网很快更新了一条短讯。余英时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普林斯顿父母墓旁。这条跨越半球的“文化长河”又被提了出来。学界、媒体和普通读者都纷纷转发这个消息。从天津到普林斯顿的这条路，记录了余英时一生的轨迹。他那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还有《方以智晚节考》，每一部都是重新讲述中国的尝试。他让朱熹不再只是课本里的理学家，而是宋代思想世界的改革家；让方以智从殉国标签里走出来，成了晚明最后一位士大夫。 他的一生像一部“活体中国通史”，少年经历烽火，青年负笈海外。1961年离开哈佛后，他又去了密歇根和耶鲁任教。讲台换了一所又一所，不变的是他案头那支笔和心中那份“究天人之际”的执念。当新的历史篇章被写下时，余英时留下的注脚还在提醒后来者：文化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态。 虽然离世不是句号，但翻开他的著作，最后一页往往留有未竟之思：商人精神怎么重塑儒家伦理？晚明士大夫的“晚节”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未竟之问正是士人风骨在当代的回声。台湾那边也发出了讣告，两岸三地的人都为他感到悲伤。这座小镇见证了他数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岁月，如今也成了他学术旅程的终点站。朋友回忆说，晚年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根在潜山”。 晚年的余英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中国面孔”如何继续存在？“士人精神”该如何传承？当我们翻开《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时会发现，《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些著作里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中国面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