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去”与“留”的抉择，折射一代人命运分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号召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劳动生活，是许多城市青年的共同记忆。海南作为当时重要的农垦与开发地区之一，吸引了大批来自广州等地的知青远赴海岛。随着政策调整和就业格局变化，不少人陆续返城或转往他处，海南成家立业并长期定居者相对不多，女知青长期留下的比例更低。杜玉香的经历，正是这个群体在“去”与“留”之间作出不同选择的缩影。 原因——情感归属与生活共同体形成，是“扎根”的关键变量 1969年11月，杜玉香从广州太古仓码头登船赴琼。三十多个小时的海上航程后，她和同伴抵达海口，又辗转前往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卫星农场。初到农场，住得简陋、活儿重，物资也紧缺，对城市来的年轻人来说，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在艰苦环境里，知青与当地职工在共同劳动、互相帮衬中逐渐形成稳定的生活共同体。杜玉香后来与农场工人陈小明结为伴侣，家庭成为她在当地安顿下来的重要支点。与一些人把“返城”当作首要目标不同，她更看重现实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结与责任。多年后有人问她为何不回广州，她答得简单却坚定：有一个温暖的家，有彼此守望的亲人，就有归处。 这一选择背后，既是个人价值取向的体现，也与当时农场集体生活的组织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密切有关。在陌生环境中能得到尊重、被需要、也能发挥作用，往往更容易催生“留下来”的内在动力。 影响——个人命运与地方发展交织，见证农垦变迁与社会流动 杜玉香长期留在白沙生活，既是情感上的选择，也让她亲历并见证了海南农垦与地方发展的变化。从早期开荒种植、基础设施薄弱，到后来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农场及周边社区经历了深刻变化。报道显示，随着橡胶林等资源经营方式调整，一些承包与转包现象出现，生产组织与生活形态也随之改变。尽管如此，杜玉香夫妇仍选择留在熟悉的土地上。这种“人随家走、家随心定”的稳定性，映照出基层社会对土地的依恋，以及对邻里关系和亲缘网络的重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知青群体的流动与再聚合也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演进。2021年秋，部分当年同赴十队的知青重返海南，杜玉香夫妇热情接待。重访既是对青春岁月的回望，也让人们在时代变迁中重新理解当年的个人选择：有人回到城市完成职业与生活转型，有人留在基层守住家庭与情感归属。不同路径并无优劣之分，却共同构成一段完整的社会记忆。 对策——留住人、安好家：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需更贴近“在地需求” 从现实启示看，一个人是否愿意扎根，关键在于能否在当地做到“安居、安业、安心”。对曾在农垦地区工作生活、如今逐渐步入老年的群体而言，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社区照护、交通与应急体系等公共服务尤为重要。建议相关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更把存量人口的生活需求落到实处：一是完善县域医疗与转诊机制，提高慢病与老年病诊疗的可及性；二是发展社区互助与居家养老服务，减轻家庭照护压力；三是保护并整理农垦及知青历史档案，推进口述史记录与教育展示，让个体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四是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机会，为愿意留下的家庭提供更稳的生活支撑。 同时，针对“候鸟式”回流探亲或周期性居住的人群，也可探索更灵活的公共服务衔接机制，降低跨地区生活带来的制度性成本。 前景——从个体叙事到共同记忆：把“精神财富”转化为发展动力 杜玉香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朴素却点出了基层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基础：情感认同与生活共同体。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推进，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持续发力，人口流动将更加频繁，家庭形态与居住选择也会更趋多元。如何让更多人在新的发展阶段“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既需要产业和制度的支撑，也需要文化与情感层面环境营造。 知青经历中所包含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扎根基层等精神品质，仍有可能在当下被重新理解并转化：一上，可为基层治理提供价值参照；另一方面，也能为地方文旅与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真实、可感的内容资源。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把个体故事汇入更大的时代叙事，才能更好凝聚面向未来的力量。
杜玉香的故事，是那个时代众多知青经历的一个缩影，也回应了“家与归属”这个长期命题。在社会快速变化的今天，她对家、对爱、对扎根的理解依然有启发。她用自己的选择说明：时代会变，真正让人安定的，往往是情感的依托与内心的踏实。“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不只是一句个人感悟，也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回答。这样的故事值得被记录与传递，因为它寄托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坚守，也保留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