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湾有个叫杨哈巴的“苕幺叔”，其实是我们兄弟里最小的那个。他长得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的，要是生在戏台上肯定是演武生的好材料，可惜老天不给安排台词，把个好人憋得只会干瞪眼。大家伙儿见他平时嘴里含含糊糊的，也不跟人说正经话，索性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苕”。 这幺叔虽然话不多，干活却跟疯了一样。挑砖扛梁、放炮眼这些累活他抢着干，挑水种田更是从没停歇过。村里谁家修房子缺人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喊幺叔来帮忙。他觉得干活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他跟世界对话的唯一方式。 他还有个怪毛病，特别爱往村头的堰堤上跑，背着手站在那儿拖长音唱歌。那歌词听不清唱的啥，但能感觉到他是把对当官的羡慕全都吼进了晚风里。碰上乡镇干部来视察，他还会凑上去模仿领导敬烟的样子，虽然村干部心里直犯嘀咕。 不过呢，谁要是敢偷懒耍滑，幺叔立马就会站出来吼人。刚过门的小媳妇要是赖在家里不干活，他会拿着大耙子守在门口骂：“懒媳妇！不做事！丢到堰里去喂鱼！”吓得那些姑娘第二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了。娃娃们也怕他，都知道偷懒会被扔到塘里喂水蛇。 有一回我逃学在家晃悠，正好被挑粪的幺叔撞上了。他气得把扁担往地上一抡：“上学社！上学社！”我当时嘴硬顶了一句：“要你管？偏不上！”谁知道他脸涨得通红，真的抡起扁担要打我。我吓得撒腿就跑回学校去了。 他平时不爱看书，也没上过学。有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放牛读书的时候，他居然一把抢过书跑到山顶上去读。虽然读得一塌糊涂，咿咿呀呀的像个老学究在念经，但我们笑得越开心，他读得越带劲。 大妈家里有一头老牛是他的心尖子。每天天不亮他就出去给老牛找草吃，下午还要把牛肚子喂得鼓鼓的。到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他还得翻山越岭去寻野菜给牛吃。那时候别人养牛图省力省钱，可幺叔养牛是真当亲儿子疼。 后来他去东北打工了好多年才回来。走之前他给牛泡了一大碗黄豆塞进去喂，出门前还在那比划：“牛娃啊！要吃好！要吃好！”等到他瘦得脱了相回来的时候，眼眶都凹进去像干涸的井一样。 我出嫁后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的时候正好在塘边洗菜。他扛着犁耙路过看见我了，立马把耙子往地上一扔跑了过来比划：“那家人对你好不好啊？房子是不是新盖的？”那一刻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原来那个从不知疲倦的硬汉也会这么操心家里人的事儿。 后来我生了女儿也没带回去给幺叔看一眼。他知道后一直比划：“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这份牵挂一直到他走也没断过线。 后来大伯和大妈相继去世了，堂兄楚哥也意外身亡了。家里就剩大伯跟他这俩老头相依为命了。田地虽然没荒着种着庄稼，可两个人的身子骨却一年比一年差了。 正月里那场大火成了永远的谜——有人说是大伯病重猝死的结果；有人说是幺叔实在难过才把大伯的遗体抱到柴堆上烧的。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说明了一个事儿：这世上最单纯的人最后用最残忍的方式失去了最信任的人。 弟弟说警察把幺叔带走的时候他全身都在发抖：“不！我要放牛！”那一声没喊完的呐喊像一把钝刀子割在我心上。 今年国庆节前夕我接到消息说“苕幺叔”要火化返乡了。我当时愣住了——前几天还托老妈包饺子蒸扣肉准备送去福利院的人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我赶回去的时候福利院的老人们在门口等着我：“带他看看再走。” 我推开木门那一刻更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干瘦如柴的幺叔侧身躺在木板床上肋骨都快凸出来了；一群苍蝇围着他啃噬着身上的血肉；那碗蒸肉和饺子连看都没看一眼——病痛已经把世界缩小成了一口奶茶。 我喂他喝奶茶的时候他颤巍巍地说：“胸口以下痛。”——这大概就是他这一辈子最完整的解释了。 我给他擦洗身体换纸尿裤点蚊香的时候问他：“回街上吗？” 他点头微笑了一下——那一笑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回声。 族人在大伯大妈坟旁挖了个新坑：没有灵柩没有乐队没有唢呐没有哀乐；只有两筒烟花在夜空炸开——烟花声里我看不到悲伤的形状却分明听见了幺叔咧嘴大笑的声音。 他把一辈子过成了无字的碑：勤劳、善良、倔强、勇敢；也把最后的力气留给了天堂里的“牛娃”。 从此杨家湾多了一座新土丘；从此我们心里多了一面永不倒下的旗帜——那个哈巴的哑巴叔叔告诉我们：即使不会说话也能用一生把爱写进土地的纹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