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处亚热带，山海交错，物产丰富，海上交通便利，自古便具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天然条件。然而，高温多雨、灾害频发、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使得生存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压力与外埠的吸引力共同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华侨社会。随着华侨经营的商业网络逐步形成，丝绸、茶叶、药材、土布、陶瓷等土特产，以及米、糖、海产品、燕窝、槟榔、胡椒等东南亚农产品，开始随着商船北上南下，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广货行天下"的局面由此逐步展开。 鸦片战争后，大量广东人移居上海，其中以中山人和潮汕人最为众多。最初来沪的是船员、糖商、买办和无业游民，但他们很快凭借商业才能和地缘优势，在上海的洋行买办中确立了绝对的人数和财富优势。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上海最有势力的买办大都是香山人，包括唐廷枢、唐廷植、徐润、郑观应等知名商人。此时期，中山籍买办不仅充当洋行代理，采购中国物产、推销洋货，还自行开设丝栈、茶栈、洋药局，经营茶、丝和洋药，在茶叶进出口行业占据重要地位。中山人唐翘卿创办的华茶公司，股东几乎全是中山唐氏家族成员，成为开设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华商茶叶出口行，其1936年的茶叶出口量就占当年上海茶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 进入20世纪，上海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而逐步改变。早期以茶叶、生丝、畜产品、中药材为主的出口商品，逐步扩大到南北货、各类食品、杂粮、豆类、食油、烟草、竹木藤制品、针棉织品、丝绸、金属矿砂、玻璃器皿、瓷器、纸张等多个品类。这些转口贸易的推动者和经营者主要是粤商，尤其是中山商人，他们虽然经营的商品不全是传统"广货"，但"广货"所占的比重仍然显著。 20世纪20年代，从澳大利亚"淘金"获利的中山侨商在上海先后开设先施、永安、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标志着中山商人从传统贸易向现代零售业的转变。先施公司的外国商品主要订购自英、美、德、法等国，国产商品则从国内厂商批购或派人采办。永安公司以销售高档外国商品为主，欧美各国生产商乐意将新产品首先供其试售。新新公司则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主动推销中低档商品。这些百货公司的经营理念说明了粤商"利他等于利己"的商业价值观，也是对消费者的善意理解。 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广东制造的"广货"和中山制造的"中山货"逐渐受到上海乃至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煤油灯、火柴、牙刷、布匹、糖果、药品、饼干、热水瓶、化妆品等与日常生活紧密有关的商品，既贴近民生，又是"广货"的典型代表。1925年，广东企业家梁伯枝等人创立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其产品"价廉物美"，销售范围远及南洋，在上海的永安、先施、新新等百货公司及各类杂货店均有交易。这些企业的成功，反映了中山商人在打破洋货垄断、推动民族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岭南到黄浦江，"广货"完成了从地方特产到全国品牌的蜕变；中山商人等群体以商业网络和创新精神，推动了商品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这段历史表明：真正的开放需要产业基础、流通网络和商业信誉的协同发展，唯有立足实业、坚持创新，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