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 在北京卫生法学会和北大医疗集团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重症监护室外的情景。医生拿着手术知情同意书着急得不得了，那个需要签字的地方老是空着。病人一个人在那儿，没有家人陪着，也没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该咋办呢？咱们国家的《民法典》一千二百二十条有规定，医院在紧急情况下，经领导同意可以直接给病人治病。这条法律把紧急救治的问题给解决了，可问题是，医院做决定是照着行业的标准来的，并不一定是这个病人心里真正想的那样。 随着咱们国家的老人越来越多，自己一个人住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病人没法说话，又没有合适的人来帮他做主的时候，医院虽然能依法救人，但这过程里少了个重要的东西：病人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被听见？他生前想不想做这个手术？他愿不愿意冒这个手术的风险？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法律规定里根本找不到答案。 这就说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什么叫生命的尊严？光活着不算，还得是按自己的意思活着。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病不能说话了，他做决定的权利其实就没了。虽然法律和道德都讲要尊重病人自己做主，可咱们现在没个办法把病人的想法变成医生的决定，这权利也就落不到实处。 平安集团最近弄了个新法子，帮咱们解决这个难题。这个机制把保险和医疗资源都凑到一块儿了。客户意识清醒的时候能把自己对生命和健康的态度都说出来。这些话会被认真听进去、好好讨论、详细记下来。等以后真要做医疗决定了，有专门的人替病人说话。哪怕没家人在旁边也没关系，这个机构就替他和医院医生沟通。 对医院来说这真是帮了大忙。医生看着没家人的病人常常挺为难：本来打算择期做手术呢，结果中途发现情况变了要改方案，找谁签字？遇到突发情况要救命得告诉谁？遇上复杂的伦理难题该找谁商量？这些事要是没解决好，不光耽误事儿，还容易跟病人闹矛盾。大保险公司靠着好名声搞出这么个机制正好能补上这个缺儿。 对于那些慢性病患者尤其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来说这机制更重要了。他们有一大堆需求：日常照顾、治病、突发情况送医院、看病顺畅等等最关键的是——自己说了算。他们最怕的不是生病本身而是自己不会说话了没人懂他们想干啥。一套好的机制不光要能快应急、能长期照顾人更得保证病人自己做的决定能实现效果怎么样很重要但自己做主有没有效果才是关建。 当然啦新机制刚出来肯定会有难处医生心里有顾虑得多跟他们宣传宣传得让医疗界像熟悉火警电话一样熟悉这个查病人决定的平台得靠行业组织推广让医生们用着放心用得顺手。 更麻烦的是有时候家属会反对新机制主要是给没家属的人准备的要是法定监护人在那儿又不按病人以前说的来办就会很复杂按照咱们国家的老习惯和伦理问题没法指望一个机制一下子把所有矛盾都摆平但至少这能帮个忙让病人的想法更容易被听见和执行。 往长远看《民法典》里的“意定监护”制度就是个根本的法律依据病人能指定个“意定监护人”来帮他办后事这个人能真正代替原来的法定监护人去实现病人的想法不过要把这条路走通还得靠民政部门修改规则和大家的讨论保险公司站在客户的一边参与进来能让这个社会机制变得更完善。 生命的尊严就是让每个人的想法都被尊重让每个人的选择都被看到当咱们老了当咱们不会说话时最害怕的不是病痛本身而是没人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建立新机制维护尊严就是让咱们能提前给自己的生命画好蓝图让这张蓝图在关键时刻准确落地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尊重更是文明社会该有的温暖（作者为北京卫生法学会会长、北大医疗集团首席医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