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基者辞世，一个时代的落幕 2026年2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精神病学的主要奠基人沈渔邨在北京辞世，享年102岁。消息传出，医学界一片哀恸。 沈渔邨院士从事精神医学工作逾七十年，主持编撰的《沈渔邨精神病学》历经多次修订，成为几代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核心参考文献，也是我国精神医学学科体系建立与完善的重要基石。可以说，中国精神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历程，与沈渔邨院士的名字密不可分。 然而，在沉痛悼念之余，学界有识之士也在追问：奠基者已然远行，中国精神医学的下一步，路在何方？ 二、长期跟跑，自主标准建设严重缺位 沈渔邨院士辞世后，国内精神医学领域在世院士仅余陆林一人。陆林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成为业界公认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沈渔邨精神病学》第六版亦由其牵头主编，学科传承脉络清晰。 但传承之外，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回避。 多年来，中国精神医学在诊疗标准层面高度依赖西方体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自2013年出版至今已沿用逾十年，据悉其更新版本最早也要到2028年至2029年间方能面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虽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中文版亦于2023年落地，但其诊断框架在相当程度上仍参照了前述美国标准的底层逻辑，并未实现根本性突破。 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该已正式生效的国际标准，在国内临床一线的普及程度依然有限。以其中新增的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为例，部分一线精神科医生对此尚不熟悉，遑论系统应用。 同时，我国曾自主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因业界普遍认为难以跟上国际更新节奏，已于多年前停止修订。这一决定在当时或有其现实考量，但客观上造成了本土诊断体系的长期空白。 三、依赖外部标准的深层隐忧 诊疗标准并非单纯的技术文本，它背后承载的是对疾病本质的认知框架、对患者群体的分类逻辑，以及对康复目标的价值判断。长期沿用他国标准，意味着中国精神医学的临床实践始终在一套并非基于本土人群数据、本土文化背景所构建的体系内运行。 这一问题在实践层面已有所显现。中国人群在精神疾病的症状表达、病程特征、社会文化诱因等，与西方人群存在客观差异。若诊断标准长期缺乏本土化校正，不仅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也会制约治疗方案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此外，从学科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一个长期依赖外部标准的学科，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必然处于被动位置，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原创贡献与国际影响力。 四、破局之路，需要系统性布局 当前，中国精神医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充分吸收国际前沿成果的同时，逐步建立具有本土根基的自主研究体系与诊疗标准框架。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多个层面的共同推进。在基础研究层面，应加大对本土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神经生物学及临床特征的系统性研究投入，为标准制定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在标准建设层面，有必要重新评估重启本土诊断标准修订工作的可行性，探索在国际框架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补充与修正的路径。在人才培养层面，应着力提升临床医生对最新国际标准的掌握程度，同时鼓励具有原创意识的研究方向。 有一点是，自主发展并不意味着封闭排外。国际标准的参考价值不应被否定，关键在于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借鉴，从单向接受转向平等对话。 五、历史节点，呼唤战略自觉 沈渔邨院士用一生为中国精神医学搭建起基本框架，这是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财富。但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永远停留在奠基阶段。沈老留下的，不仅是一部教科书，更是一种敢于开创、勇于建设的学术精神。 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中国精神医学界需要的，是对既有路径的冷静审视，以及对未来方向的主动选择。
沈渔邨留下的不只是学术遗产，更是一份期许。中国精神医学的未来——既需要传承先辈的开拓精神——也需要面向现实的创新勇气。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是对这位奠基人最切实的纪念。这条路关乎亿万民众的心理健康，值得整个学界持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