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程一跟同学们乘着高铁，刚一出上海，外头的景色就变成了皖南的老房子，大家的心情立马跟着飞了起来。他们这次不是出来玩的，而是去干一件特别的事儿——做方言调查。在黄山屯溪，翻开厚厚的《方言调查字表》，按照国际音标把当地老人家说的话一句句记下来，俞程一感觉好像在拼一张很大的拼图，一个地方的说话密码渐渐清晰了。这种调查活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搞了二十多年了。从2004年开始，在陶寰教授的带领下，每年寒暑假他们都会去全国各地跑，这事儿早就成了教学的常规动作。从浙闽到湘赣，不管南北跑哪儿，学生们累积起来搞了快30次集体调查，算是把中国的语言地图给画出来了。 85后教授盛益民说，做田野调查会上瘾。他刚开始接触这个是在2008年夏天，当时他还是个学生，跟着陶老师去浙江庆元县干活。有一天他发现当地人管舀水的勺子叫“桸”，这词跟晋代的郭璞写的《方言》对上了。盛益民说那一刻觉得特别震撼，好像一下子就跟一千年前的古人接上了气，那种感觉让他坚信自己听的就是千年文脉的声音。后来他就跟陶老师合作写了篇关于吴语和闽语里这个字的论文。 光靠突发奇想是不行的，田野调查更是个训练场。陶寰老师从来不满足于只记一个字的发音，比如说到“布”，他会问布的种类、织机的零件甚至织布的过程。“从一个核心词出发能辐射出好多词汇。”盛益民说，“一次调查收获的不止是字表上的三千字音，还有上万个鲜活的说法。”这种办法教会了学生怎么收集资料的窍门。 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多人。当年在田野里的学生现在都成了老师。00后匡一龙是个例子。本科时为了调查湖州方言，他利用课余时间跑了十几趟。这个在大城市长大的小伙子在农村不光记下了话，还了解了养蚕、种地这些老行当，重新认识了家乡。匡一龙说每次发现新东西都特别高兴，“哪怕是孤单也值得。” 现在交通方便了很多，但传统的村子变化也快，方言说话的地方越来越少。盛益民教授说如果不赶紧记下来保存好，以后就再也听不见了。“方言不只是聊天工具。”他强调，“这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让人高兴的是这帮老师和学生坚持了这么多年有了不少成果。团队写了40多份报告，在好几个权威期刊发了论文还帮了好几个国家级项目。“我们在给快没的乡音建档案。”俞程一他们把这种工作当成了一种责任。 最近刚读完大四的匡一龙已经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年会上做过报告了。他说毕业后还要继续读研究生接着干这行。“我们守护的是山水间的回响。”这些年轻的学者背着背包奔赴下一个村子的时候，他们守护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