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作为周代重要诸侯国，立国660余年，历经38位国君，春秋时期曾称霸中原150余年。
然而，这个创造了璀璨晋文化的古国，其早期都城位置长期成为历史谜团。
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寥寥数语记载晋之始封地，这一千古之谜困扰学界数千年。
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正是中国考古学家执着探寻历史真相的生动写照。
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山西文管会联合进行了首次调查试掘。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邹衡教授带领学生进行第二次试掘，取得突破性成果，不仅确定了遗址范围，而且探明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遗址内包含新石器时期的仰韶、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以及两周、秦汉、元明等多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周代晋文化遗存最为普遍。
从1980年到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共揭露面积13000余平方米，发掘墓葬近千座，其中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近700座。
20世纪90年代，在遗址核心区发现了晋侯墓地，共发掘出9组19座晋国早期晋侯及夫人墓葬，探明10座车马坑。
这一系列重大发现，确凿无误地证实了曲村-天马遗址就是晋国早期的晋都所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晋献侯稣的陪祀车马坑，已成为晋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该车马坑为东西走向，东部为马坑，西部为车坑，是目前已发掘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车马坑，且为真车真马陪祀。
马坑中至少有105匹马，车坑中出土了48辆车。
这些车按功能分为四种类型：带有青铜甲片的"装甲车"、晋侯礼仪用车、押运武器粮草的"辎重车"和贵族出门的生活用车。
两周时期，车马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此大规模的车马陪祀，充分彰显了晋侯显贵的身份和晋国的强大国力。
为了让后人更直观地感受晋国的恢弘气象，晋国博物馆在保持遗址原状的前提下，对遗址进行了科学的修复加固。
博物馆按照发掘出土时的棺椁布置格局、随葬品摆放形式，一墓一景，生动再现了西周时期晋国璀璨的礼乐文明。
晋侯燮父、晋靖侯、晋献侯、晋穆侯四组晋侯及夫人墓葬、三座车马坑等重点展示区，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鼓角争鸣的霸业时代。
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它不仅填补了晋国早期都城位置的历史空白，而且为研究西周分封制、晋国政治制度、礼乐文明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展现了西周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
这些发现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认识晋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山西首座大型遗址博物馆和我国第一座晋文化专题博物馆，晋国博物馆已成为传承历史文化、展示文明成就的重要窗口。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精心的展示设计，这座博物馆让沉睡了数千年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了解晋国历史、感受晋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
从田野考古到原址展示，曲村—天马遗址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了什么”，更在于以连贯证据回答“为何如此”“意味着什么”。
当历史从纸面走向土层与遗迹，晋国肇基的轮廓得以清晰呈现；而对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与规范利用，则决定这份文明记忆能否在当下与未来持续发声。
沿着这一坐标回望，不只是追溯一国之兴，更是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制度根脉与文化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