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肝癌晚期时，协和医院也无计可施，有人提议用中药，可孙中山拒绝了。他说中国的药虽然有些有效，却缺乏诊断知识，没有诊断怎么用药？鲁迅对此很受触动，人在危难时刻什么都愿意尝试，而孙中山还能保持理智的清醒。这跟鲁迅自己东渡日本学西医、终身不碰中药的决心遥相呼应。那位给鲁迅父亲周伯宜看病的中医是何廉臣，他是清末民初很有名的人。鲁迅在文章里把他的名字写成了“陈莲河”，用谐音来加强讽刺。但何廉臣不是一般人，他校勘了一百一十部古医书，还出版了《医药丛书》和《国医百家》，为振兴中医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重订广温热论》和《感症宝筏》至今还是中医的经典书籍。鲁迅父亲中年时因科场贿赂案被革去秀才身份，精神上受了很大打击，就借酒消愁，结果得了病。腹胀、腹水和呕血这些症状接二连三地出现，中医称这种病为“臌胀”，就像现代医学里的肝硬化腹水或者肝癌。这种病很难治，绍兴城里的名医们轮番来给他治病，出诊费高得吓人。药方更是荒诞不经，比如“蟋蟀一对要原配”，好像昆虫也要守贞节一样。折腾了四年，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救回来。少年鲁迅把这份对中医的怨恨写进了自己的一生。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里，鲁迅用漫画笔法描绘了两位“名医”，一个圆胖，一个长胖，都很有钱且不耐烦。他们的诊金每次一元四角，特别照顾要十元，出城看病加倍收钱。十八块大洋是鲁迅离乡时身上仅有的钱，“名医”们随便开个药方就是普通人几个月的口粮费。药方更离谱：“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这背后是医生和药铺勾结的明码标价。鲁迅讽刺地说：“轩辕时候巫医是不分家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还在装神弄鬼。”在少年鲁迅眼里，中医就是巫术。除了文学上的讽刺外，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更直接地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他不仅痛恨医生，还同情那些被欺骗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进入《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后语气依旧坚定：“我总是不相信。”这种不相信背后是少年时期买药时被柜台里冷漠眼神羞辱的屈辱记忆。把周伯宜的病放到今天来看还是肝癌晚期——放疗、化疗、靶向治疗轮番上阵，人财两空的结局还是很常见。如果因此把整个中医行业都打成骗子显然有失公允。少年鲁迅站在柜台前接过那些带侮辱意味的钱币再去给父亲买药的那一幕屈辱被时间放大成对中医的全盘否定。可如果跳出个人恩怨来看我们会发现：任何医学都有局限和边界；真正的进步应该是让理性与同情并存、让争论与学习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