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背景：关税壁垒再度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 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持续升温，关税政策成为其对外经贸博弈的核心工具；2025年，特朗普政府推行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对包括中国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至41%不等的关税，延续并强化了2018年以来的贸易保护路线。此外，前任拜登政府亦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组件等战略性产品维持并上调了高额关税。 面对此持续演变的外部压力，如何客观认识美国关税政策的形成逻辑，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近期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从税制结构这一较少被关注的视角切入，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二、原因分析：税制结构差异是贸易失衡的深层根源 报告指出，美国加征关税的核心动因，并非单纯出于政治考量，而有其深刻的税制结构背景。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美国是唯一未在联邦层面实施增值税制度的国家。美国现行税制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为主体，各州仅征收税率较低的零售税，消费型税收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这一税制安排在客观上压低了国内商品价格，刺激了居民消费需求，并带动大量进口，从而形成长期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基础。 特朗普政府将其他国家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机制定性为"不公平贸易壁垒"，主张通过加征等同于他国增值税率的关税，抵消进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以此保护本土产业。这一逻辑虽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动员效果，但在经济学层面存在明显的概念混淆——出口退税是国际通行的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并非补贴行为。 三、数据还原：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相对规模合理，加税依据不足 针对美方关于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过大"的指责，报告援引详实数据予以回应。 2024年，中国对美商品与服务贸易盈余约为2621.52亿美元，绝对额虽居全球前列，但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低于德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经济体的同类指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比重已从2005年的峰值8.68%持续回落，显示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内需扩大的积极成效。 在出口退税问题上，报告同样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2024年，中国出口增值税与消费税的平均退税率仅为6.73%，远低于OECD国家19.3%的平均增值税率。这意味着，美国以出口退税为由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在数据层面缺乏充分依据，其政策逻辑难以自洽。 四、应对策略：五项举措并举，统筹内外平衡 面对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外部压力，报告从多个维度提出了系统性应对方案。 在贸易结构调整上，报告建议适度扩大自美进口，重点增加农产品等非受限商品的采购规模，以实际行动缩小双边贸易盈余，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市场多元化上，报告主张加快拓展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等新兴市场，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强对外贸易的抗风险能力。 产业布局上，报告鼓励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通过目标市场本地化生产，有效规避关税壁垒，同时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 在税制改革上，报告提出可探索地方层面设立销售税，一上有助于减少因出口退税引发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也可为地方财政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具有一定的政策可行性。 扩大内需上，报告强调应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具体路径包括：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居民休闲时间，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向内需主导转型。 五、前景展望：谈判化解争端，互利共赢是根本出路 报告最终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否，不仅关乎两国自身利益，也对全球经济秩序具有深远影响。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对话代替对抗、以谈判化解争端，是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关税之争表面是商品与税率之争，深层折射的是制度安排与经济结构的长期博弈；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中国既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稳住外贸基本盘，也要通过扩大内需和制度完善增强自身韧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推动分歧回到可管可控的轨道，才能为全球经济稳定与产业链合作创造更可预期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