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先。食品药品安全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覆盖面广、环节复杂，任何一个节点失守都可能引发连锁风险。最高人民检察院2月9日通报数据显示，自去年1月部署开展“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以来，去年1至11月全国共立案办理食药安全公益诉讼案件24029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19%。这组数据说明有关问题仍处于高发易发阶段，也显示公益诉讼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上的制度效能正加快显现。 一是问题表现更趋复合化，风险点向新业态延伸。从通报情况看，检察机关在梳理分析1万余条问题线索、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多项重点监督方向：既包括食品非法添加、食用农产品检测查验等老问题，也涵盖互联网新业态食品药品安全、预制菜治理、特定场所餐饮安全、违规销售处方药及禁售药、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以及社区医院和村镇卫生所违规经营等基层领域。上述问题常呈现“点上分散、链上相连”的特点，既影响群众日常消费与就医用药体验，也触及公共卫生底线和市场秩序。 二是原因层面呈现“三重叠加”：利益驱动、监管薄弱与链条外溢。其一，个别经营主体为压成本、逐利润，通过非法添加、以次充好、虚假合格证明等方式牟利，挤压守法经营者生存空间。其二，在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小微餐饮等领域，监管力量相对不足，专业检测与执法资源有限，违法行为更容易隐蔽并反复发生。其三，食品药品产业链跨地区、跨部门特征明显，生产源头、流通环节、终端销售往往分属不同区域与监管主体，信息共享不畅、执法衔接不紧时，就容易出现“各管一段、缺少兜底”的空档。 三是影响层面兼具民生性与系统性，既关乎安全也关乎信心。食品非法添加、农产品检测查验不到位等问题，直接威胁消费者健康；处方药违规销售、基层机构违规行医等问题，可能带来用药不当、延误诊疗等风险。此外，假冒伪劣中药材、医疗器械质量隐患等，会扰乱市场秩序、挤压合规企业空间，损害行业信誉。更重要的是，食药安全关系社会预期，一旦引发舆情，容易放大公众焦虑，影响消费信心与行业发展环境。 四是对策层面突出“精准监督+类案治理+协同共治”，以制度化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指出，食药安全问题具有类案高发、易反弹反复、链条长且跨区域等特征。针对这些特点，各地检察机关从“小切口”入手集中攻坚，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补齐短板，并以典型问题带动行业治理、区域治理。 在食品非法添加治理上，海南检察机关针对当地特色餐饮“老爸茶”店铺违规使用甜蜜素等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检查经营主体2216家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28份，推动对重点业态的常态化规范，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也维护地方餐饮的持续发展。 在农产品质量管控上，安徽检察机关围绕“检测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调取全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排查出未经质量检测等前置程序即开具达标合格证的违法经营主体269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处罚，推动监管关口前移，促进合格证制度从“纸面合规”走向“实质合规”。 药品及中药材质量治理上，山西检察机关聚焦多地“酸枣仁”以假充真现象，督促药监部门集中整治，发现问题1500余项，对748家药店采取监管措施，遏制市场乱象，推动中药材质量回到“可追溯、可验证”的规范轨道。 基层医疗卫生监管上，陕西检察机关紧盯乡镇药店及村卫生室无证行医、违规销售处方药等突出问题，走访摸排各类机构1400余家，督促整改问题918项，推动打通农村医疗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回应群众就医用药的现实关切。 此外，多地探索打破部门与区域壁垒，强化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衔接治理。贵州以“肉类食品安全”为切口，聚焦私屠滥宰等11类突出问题开展全省集中攻坚，推动多部门联合整治。整治期间，兽药残留抽检合格率提升至100%，并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县级全覆盖，体现出重点领域形成合力、以结果推动治理闭环的路径。 五是前景判断：从阶段性整治走向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数据共享、标准落地与社会共治。下一步，食药安全治理需要在三个上持续发力：一是推动监管信息互通与风险预警前移，加强对重点品类、重点业态、重点区域的动态监测；二是完善从合格证明、进货查验到追溯管理的制度链条，让每个环节都能“留痕可查、责任可追”；三是拓展社会参与渠道，推动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同向发力，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治理格局。随着公益诉讼监督与行政执法协同更加顺畅，食药安全治理将从“发现问题、解决个案”逐步迈向“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食药安全无小事，关乎千家万户。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此制度工具，聚焦突出问题，在食药安全领域开展监督并推动整改。从专项整治到全链条治理，从单点发力到协同联动，各方合力正在织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对应的探索也为完善食药安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