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故事，在俄罗斯和印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俄罗斯人把苦难视为勋章，代代相传，从东正教圣愚到平民百姓，甚至沙皇都被赋予“伟大英雄”的光环。圣愚们满身污垢、行为怪异，却被认为能够与神灵沟通。最著名的一位圣愚甚至推翻了沙俄王朝。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俄罗斯的作家和艺术家将苦难提炼成诗歌、绘画和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言，苦难是意识产生的根源，他的名言“苦难是学校，是财富”也反映了这一观点。这种对待苦难的态度使得历史叙事带有强烈的“受害者视角”，任何灾难都能被包装成民族史诗。站在现代视角回望，这种偏好更像一种底层生活的写照：当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时，就会把苦难当作“斯德哥尔摩”式的麻醉剂。 印度人则通过苦行来应对苦难。他们认为快乐和痛苦守恒，即今世受的苦越多，来世获得的快乐就越多。为了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快乐，印度人做出了种种惊人之举：一只手高举过头顶从未放下，肩膀溃烂；赤脚走在木炭上；睡在钉满铁钉的床上。这些行为被视为“神迹”，是印度教信仰的一部分。今天，印度仍有五百万以上苦行僧，占全国人口约0.5%。王东岳曾评论说，相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苦行僧盛行说明印度社会等级更森严、底层更绝望。 回望俄罗斯和印度这两种极端对待苦难的方式背后，是同一颗焦虑的心：当出路被历史或现实收走时，人们就会通过极端方式与苦难和解。 然而这种歌颂或麻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王东岳指出相对古代中国社会来说，苦行僧盛行说明印度社会等级更森严、底层更绝望。一句粗话说得好：“所有苦难和泪水都是脑子里进的水”，过度崇拜只会让人内卷、迷茫。 真正值得歌颂的是爱与智慧。当“斯德哥尔摩”式自我麻醉与逻辑学式自我催眠同时发生时，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是在歌颂苦难，还是在逃避真实？ 总之：0.5%的印度苦行僧和被PUA式麻醉所困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虽然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但都面临着同样的焦虑问题——当出路被收走时如何应对？或许只有面对真实并寻求爱与智慧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