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约终结：最后一道法律防线宣告失守 俄罗斯外交部2月4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俄美双方不再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及其核心条款在内的任何义务约束，双方原则上“可自由选择后续行动”；这个表态意味着该条约在法律层面已不再有效，俄美延续数十年的双边核军控框架也随之走向终结。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俄美两国于2010年签署——2011年2月5日生效——主要内容是将两国部署核弹头上限设定为1550枚，并对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等运载工具数量作出限制。条约原定有效期十年，后经双方同意延长至2026年2月5日。但在到期前，续约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条约最终在无协议衔接的情况下到期。 二、谈判破裂：善意倡议未获回应 俄方声明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于2025年9月提出建议，希望在条约到期后至少一年内，双方自愿将涉及的战略武器维持在条约上限之内，为新一轮谈判争取时间。然而，俄方通过双边渠道提出的倡议始终未收到美方正式回应，美方公开表态也未显示出遵循俄方所称“战略进攻性武器行动程序”的意愿。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曾表示对条约到期并不担忧，并称预计双方将达成新的协议。但多位国际军控专家指出，要谈成一份在约束力度和技术复杂度上可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当的替代协议，需要投入的时间与政治资源可能远超外界想象，短期内难以落地。 三、深层原因：战略互信长期侵蚀的必然结果 条约终结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俄美战略关系持续走低的结果。自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后，俄美军控对话机制明显萎缩。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双方在核领域的沟通渠道几近中断，战略互信降至低位。在这种环境下，任何需要高度政治意愿与相互妥协的军控谈判都更难推进。 同时，美国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以及北约东扩，被俄方视为对其战略安全的直接压力。俄方在声明中表示，将在评估美国军事政策与整体战略环境的基础上制定自身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针，并准备采取“果断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应对潜在威胁。这也表明，俄方在战略武器领域倾向于保留更大的行动空间。 四、潜在影响：全球核安全格局面临重构压力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终结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首先，俄美核力量透明度将明显下降。随着核查机制、数据交换与现场视察制度失效，双方掌握对方核力量动态的能力减弱，战略误判风险随之上升。 其次，这一变化将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所涉核裁军义务的重要实践渠道之一，俄美双边军控安排的瓦解，可能削弱国际社会推动核裁军的共识与道义支撑，并被一些国家用作扩充核力量的理由。 此外，在多极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将中国等其他核国家纳入未来军控框架，已成为难以回避的议题。美方此前多次提出将中国纳入三边核军控谈判，但中方迄今未予认可，相关前景仍不明朗。 五、俄方立场：强硬表态中保留对话空间 有一点是，俄方在强调立场的同时并未彻底关闭对话渠道。声明称，如未来“具备开展类似协作的必要条件”，俄方仍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寻求战略局势的全面稳定。这意味着俄方仍保留谈判可能性，但将前提设定为美方展现实质性的政治意愿，而非停留在象征性表态。
军控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数量，更在于通过透明、核查和沟通降低误判、稳定预期。当既有约束弱化，战略不确定性外溢带来的连锁反应更值得警惕。如何在对立加深的现实中保留对话通道，并为可核查的风险管控找到可行路径，仍将影响大国关系与全球安全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