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生态资源“好”但价值“显不出来”、收益“落不下去” 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生态本底优良，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遇到不少障碍：生态产品难量化、难交易、难形成稳定收益。一上，水体、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强、定价不易、回报周期长；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要素分散、权责边界不够清晰、供给方式较单一，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本优势和治理优势，成为各地推进绿色转型需要回答的共同课题。 原因——要素分割供给制约价值实现，制度与市场衔接亟待完善 从实践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堵点主要集中在三上：其一，自然资源要素分属不同类型与空间单元，若仅以单一要素供给，往往难以满足项目开发所需的综合承载条件；其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资产化路径仍在完善，缺少可复制的操作流程，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与风险可控性有赖于制度支撑；其三，保护与利用边界、收益分配与反哺机制不够清晰，容易出现“投入者无回报、受益者不买单”，影响长期治理效果。 影响——“组合供应”拓宽转化通道，形成保护与发展良性循环 此次发布的第六批典型案例突出多要素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展示了从“资源拼图”到“价值释放”的新路径。湖北武汉探索“土地+水面”统筹配置，推动水域治理与岸线空间利用协同；江西黎川以“矿+地”组合供给，强化矿区修复与土地再利用联动；四川泸县以“土地+森林”统筹开发与管护，促进林业资源与涉及的产业融合；云南弥勒以“土地+地热”综合配置，拓展清洁能源与文旅康养等新业态空间。 在一些超大城市与资源型地区，案例也体现出“以保护修复为基础、以城市与产业更新增效”的思路。以北京亮马河为例，当地将河道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推进，实现从单一水体净化向公共空间再造、城市功能提升的延伸，带动水岸经济与消费场景培育。辽宁盘锦、浙江丽水、安徽合肥、广西玉林等地，则在生态保护修复基础上，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双向发力，探索把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产品、资产与收益的实现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各地实践正逐步形成更清晰的流程：先通过清查核算摸清资源“家底”，再明晰权属与主体设权赋能，推动生态资源从“公共属性”向“可配置资产”转变；随后以评估评价显化价值，借助公告、合同等完善交易安排；在收益分配上强调价值共享、反哺保护；并通过供后监管强化闭环管理，避免“重供给、轻管护”。这些做法有助于形成“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反哺保护”的正向循环。 对策——以高水平保护为前提，推动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同向发力 面向更大范围推广，需要把握三项关键：一是坚持保护优先和底线约束，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贯穿项目全周期，防止以开发之名削弱生态功能；二是提升组合供给的标准化与透明度，完善资源清单、价值核算、项目准入、合同文本与监管规则，让市场主体“看得清、算得明、管得住”；三是健全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统筹地方政府、集体组织、经营主体与公众诉求，确保收益用于修复与长期管护，形成可持续投入机制。 前景——典型经验将持续扩面，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空间更打开 自然资源部此前于2024年12月印发《关于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明确以高水平保护与高效率利用协同发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此次案例发布，既是对地方探索的阶段性梳理，也发出明确导向：鼓励各地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围绕多要素组合供应、交易机制完善、价值评估与收益共享等环节持续探索创新。 下一步，随着地方实践不断迭代、制度工具更加丰富，生态资源资产化、市场化路径有望更成熟：更多生态产品将以更可复制的方式进入市场，绿色产业要素支撑更充足，城乡空间更新与生态修复协同度更高。由此，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将更稳定、更具韧性，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支撑。
从“守着绿水青山难增收”到“用好绿水青山促共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形成更多可落地的路径。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和市场化运作，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注脚。